新形势下四川民办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民办教育从无到有,有了长足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在对四川省民办教育发展规模与全国进行比较、并分析其存在问题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在当前新形势下促进四川省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策略与举措。

古代女性的价值实现及其文学的悲剧意义

古代女性的全部现实生活不在社会 ,而在家庭。古代女性在爱情、婚姻关系中的被动与不稳定形态 ,赋予以独特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心理状态。古代以女性为中心的爱情文学 ,也因此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

《史记》所载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与文君"夜奔"的故事,历代学者对该故事乃有不同的解读,从中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解读,或褒或贬,或有感而发,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现象。选择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略作点评,不失为一个有趣味的话题。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司马相如《大人赋》之题,“大人”并非专指帝王,而是指得道之人。今观《大人赋》内容,可知其叙写的是大人由求仙而至得道的精神历程。再结合《史记》所述司马相如的一生的政治遭际对其心理的影响,可以认为《大人赋》是一篇从传统的“悲士不遇”的主题中游离出来的游仙兼思玄作品。

铠甲舞的历史与田野考察——兼及周人“前歌后舞”与《国殇》的仪式背景

以田野考察所获,证之传世文献,知巴人助周灭殷的"前歌后舞"、屈原《国殇》所据楚人祭祀乐舞、今仍流传民间的藏羌族铠甲舞、景颇族"目瑙纵歌"与阆中"巴渝舞"等,皆属古代与征战狩猎相关的仪式性歌舞。这些乐舞有明确的目的性、广泛的群众性、固定的程序和内容,更有年节化与即时性相结合的特点。古代宫廷仪式与民间仪式之关系,由此可以窥见。今存上述仪式皆具"活态文献"的价值,应予认真保护和研究。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汉赋存目补遗与辨证

在严可均《全汉文》及作者《汉赋通论·今存汉赋篇目叙录》的基础上,钩沉典籍,考辨真伪,补录汉赋存目17篇,辨证今传5赋或非汉人所作,或属同题异名,或作者应属唐代。

高屋建瓴 切中肯綮——《读赋献芹》序

赵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内容颇具分量,书名却很谦逊。逵夫考察赋文学的产生与流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读赋献芹》,彰显出逵夫的治学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很重视把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和判断,故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

也谈司马迁不得“圣人级待遇”

司马迁之不得“圣人级待遇” ,并非因为他是“刑余之人” ,而是《史记》本身的原因。《史记》在汉代就曾遭禁锢 ,受到官方的公开指责、严厉批评和内容删削。汉代及汉代以后 ,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的悲剧。

鉴往资今 文秘珍宝——读《历代公文文种大全》

梁清诲先生主编的《历代公文文种大全》是一部既有实用价值,也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诚如书名所提示的,本书称作＂大全＂,首先是所录公文文种,上自三代,下迄当代。编者所以有如此视野,是因为无论古今,公文在国家政务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在中国古代,从政士人素重以文章经国治世,而在这类文章之中,公文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最为直接。

川南民歌《绣荷包》歌词释义——兼及《白雪遗音·绣荷包(湖广调)》

《绣荷包》是中国民歌的一大类别,川南《绣荷包》歌词尤有特点。从制度文化、社会生活、方言民俗的角度,可以考见其歌词中的“咕儿嘎”实为“鼓二更”;“金刚梭罗妹”应为“青锁了门”;“二月荷包二点黄”指荷包的形制;“井边挑水送小郎”是民间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作为活态文献的民歌,其歌词的研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课题。

《四川民歌音画》歌词编配札记

回归音乐本位、回归民族本位,音乐编创在先、歌词编配在后,是《四川民歌音画》合唱歌曲的编创原则与工作程序;联曲编创、解读歌词、剪裁组合、拓展内容,合于事实、遵循事理、顺乎感情,是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民歌合唱编配歌词的具体/万光治方法。笔者希望通过对《四川民歌音画》歌词编配的梳理,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有益的范式和经验。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铭、箴,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饰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兹分别论列之。一、颂颂是诗三百中的庙堂诗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所谓以成功告敬神明。

论汉赋的图案化倾向

司马相如《答盛擥作赋书》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这段话指出了汉赋类似一种以经纬编织锦绣,用宫商组合音律的艺术。编织、组合的结果,使图案化倾向成为汉赋最主要的艺术特征。

李白从璘辨析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从政,以作李磷幕僚始,判长流夜郎终。历时虽短,却是李白一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封建社会,论者各执所据,或说李白助璘为逆,不足为训;或说李白被胁入幕,身不由已。解放后,对李白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分歧在于对李璘事件性质的认识:一说李亨、李璘是王储之争,无谁正谁逆可言;一说李璘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挑起内战,咎由自取;独郭老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从璘东下用兵,为的是北上抗敌,结果反成李亨阴谋的牺牲。至于对李白从璘的思想动机,上述诸家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认为在于平息战祸,统一祖国,因此无可厚非。为廓清事实,以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诗人李白,笔者仅就管窥所得,对李璘事件的性质及李白从璘的思想动机浅作辨析。

班固区划赋类标准试析

赋经屈原、荀况在文体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准备工作,到了汉代的文,景之世,有贾谊、枚乘等人承其体制,顺流而作。在武帝的时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汉赋之域,由是彬彬大盛。刘勰说赋“积繁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班固叙《诗赋略》,得赋家七十八人,赋作一千零四篇,其中除“杂赋”十二种,二百三十三篇外,其余六十六家,七百七十一篇,汉人独占六十一家,计七百零七篇。“杂赋”

从《岁寒堂诗话》看两宋之际理学文学观的演进

张戒深受理学影响但并未被完全桎梏，其《岁寒堂诗话》立足于传统诗论，又吸收在他看来理学诗论之可取部分，一方面以传统诗论纠正理学之偏失，一方面又不觉间以其所受理学影响对传统诗论作出新的诠释。他出入于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左右逢源、又体现出独到的个性风格和自家悟境的文学观念，为理学最终形成自己道德与文学相统一而又让文学更好地服务于其道的道德诗学思想开启了思路，客观上折射出了理学文学观由北宋时期的偏颇僵化、举步维艰发展到南宋时期的自成体系、成熟完善这一演进之迹。

论主体精神自由与学术民主

人作为认识主体、创造主体,应逐步获得最全面、最深刻的内在自由。思想学术的民主,既是实现主体精神自由的前提,也应该是它的结果。学术民主的实现,须以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基本前提,即富于民主精神的社会环境和主体自身所具备的民主素质。文化专制主义曾经从外部取消了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实践可能性,使主体的自觉意识丧失并沦为专制主义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