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

西周官制与政府组织架构新论

早期中国官僚制政府之形成,约始于商朝,至西周时已得到相当成熟的发展。与商代官僚职权不明、职掌不专、惯用泛称、机构不健全、等级隶属性差相比,西周王朝在政府的梯次建设、职能的多系统划分、职官的层级鲜明等方面,展示出早期国家成熟型官僚制政府的样态。若以史、师、司三系官员任用来重理西周政府组织,其中史系按职能可分为太史和内史两类,太史在早期地位重要,而中后期比较活跃和彰显的则是内史(尹)。作为武官之首的太师领导其属官师氏在早期征伐活动中功绩卓著,然而进入中期后,根据册命礼推知,大量师官或已进入司马所属系统中,间接造成了太师地位的下降和司系职官权力的高升。不管是史系还是师系职官,大多起用异姓为之,只是其部门长官非异姓能长久拥有。至王朝中期以降,应是职能最广的三有司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尤以司马和司土/徒长期为王所重,且其官长基本由姬姓世卿把持,体现西周亲缘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

西周基层社会组织及其治理研究——以畿内采邑为中心

欲探讨西周基层社会面貌,畿内采邑是重要的载体。传世礼书记载西周采邑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三等之说,并不足信。从更为直接的考古遗址材料分析,采邑聚落规模最大者,面积可超百万平方米,数量稀少;次一级采邑面积在50万平方米左右;第三等采邑规模在10万—20万平方米,最低等级采邑规模在1万—5万平方米,共四个等级,且后两等采邑从数量上看是主体。由于采邑等级有别,其内部统辖方式可分两种,宗邑、属邑、基层村落的三级模式为大型采邑所有,宗邑直领基层村落的两级模式或系基层社会主要构成形态。具体深入采邑内部,其基本组织按地域可分成两大类:一是近都或采邑城内的居民编组,以25家为一里,下分家、伍、什,上有扁和族;二是乡遂鄙野之地的组织,以30家为一邑代表基层村落,上或有卒。从央地关系上考察,采邑庶几为西周国家基层组织,对采邑的监管特别是地方有司对采邑土田民人的管控和过问,集中展现了西周王朝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面相。

论《神圣家族》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此时费尔巴哈的思想已经仅限制在批判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方面。而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外壳下,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观点在《神圣家族》中已初具雏形。

由近见左右簋铭探析西周贡纳制

近见左右簋,据形制纹饰考量,当为西周中期后段之器。铭记周王于穆宫内,由桓伯任傧右册命王臣"左右"继承祖考之职,于蔡国内任冢司工一事。该铭为重探西周贡纳经济体制提供新史料,通过系联扬簋、师■簋、驹父盨、兮甲盘、左右簋等铭可知,作为(冢)司工属官之一的工吏乃西周专征地方贡赋之官,在全国总中心成周之下,亦设有地方中心城负责囤积、管理并转运地方贡赋至京畿。而蔡能作为南方贡赋管理中心,一方面得益于与周王室为血亲,另一方面也是其在通往南方周道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使然。周王意图通过蔡的蕃屏,借助其力量实现对地方经济控制与掠夺,以达到对地方诸侯超经济强制的目的。

由新见五器试论西周郑井氏世系

吴镇烽新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新收录与西周郑井氏相关五件器铭,在衍簋、槐簋、槐鼎等铭文参照印证下,西周郑井氏为井叔氏分支可进一步确定,但其分立时代却可往前推至懿孝世。在一百余年的家族分立史上,多达八位家族成员大致可将其世谱划分为四代,郑井季可定为第一代,衍、槐、康三人为生存及任职年限有先后的第二代,伯良父与叔爯父当紧随其后为第三代,郑井叔蒦父年代或最晚,可列为第四代。

西周选官之源与治理之道探究--以“诸侯入为王官”说为中心

见诸经典注疏中的“诸侯入为王官”说,不仅是经学史上一大论断,而且对理解周代吏治建设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古今学人论辩中大体有三种解读,将此断语中的“诸侯”分别解为畿内诸侯(采邑封君)、畿外诸侯、畿内与畿外诸侯,其中畿内、外诸侯皆可入为王官为主流学识。其实,大部分学者认为周王选官不区分畿内与畿外诸侯,并进而误解畿外诸侯常作天子大夫卿士,主要在于习惯举出周初个别诸侯入为王官的现象、事件来推导王官择取的基本制度,且对于某些诸侯入为王官的史事或称谓解读存在讹误,因而难以取信。从西周选官实践以及背后制度运行来分析,“诸侯入为王官”说中“诸侯”,宜当以“畿内诸侯”来解,“畿外诸侯”应不在其中。由畿内众多的采邑封君出任各级王官大夫,而畿外诸侯鲜入朝为官,这是由西周推行畿内、外分治的统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由分封制下两类诸侯的权限、职责、地势不同所致。这是周王合理分配国家权力,进而展示御下之术的良善之法,体现西周统治者治国体系优化的高超智慧。

从大保氏的建立探析西周早期采邑封授

召公奭是周初辅弼文、武、成、康的四朝重臣,早在文王世就已受采于关中,畿内召氏亦代为王官,世享禄邑。除此大宗外,召公亦因军功被成王赐地于东土,山东梁山曾集中出土一批大保诸器并非偶然。由梁山诸器及近见大保都鼎、者儿戈等器可知,召公奭受赐之榆土,地望或位于鲁西一带,日后应为伯宪所承袭,以召公职官大保为氏,构成召氏本家之外胙土命氏的另一重要支系。此分支当建立于康王世,可视为周初东征的产物。从受封时代、封邑来历和地望考量,大保氏并非畿内召氏的另一别名,其封邑虽设置在畿外,但从其职责和作为来看,身份性质或仍属中央王官。大保氏在畿外的受封,可以为镇抚东土局势,融聚当地族群贡献力量,似也体现采邑屏藩周室的作用。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扶风强家村窖藏器恒簋盖铭新释——从西周世官的特殊现象考察

扶风强家村窖藏铜器群属于西周虢季氏家族,然而同窖所出的恒簋盖铭中的恒一直以来都被排除在该家族世系之外。恒簋盖铭所见器主恒的册命辞与殷簋铭文“更乃祖、考、友”有相似之处,殷簋铭文或可为破解恒簋盖铭提供重要线索。将二铭比观,可以发现恒可能是作为家族宗子之“友”参与到世族职官赓继中,而“友”正是西周贵族社会中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构成,其与贵族家主或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不仅能更合理地解读恒簋盖铭“更■、克司直鄙”的含义,而且能为恒簋盖何以出现在虢季氏窖藏中提供合理证明。

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大保虘钺笺识

随州叶家山M111曾侯墓出土一件大(太)保虘钺,铭文虽仅有一人名,但仍具不小史料价值。简报倾向于将“大保”解释为官职名,其实作族氏名更合适。大保虘钺或可与早期虘簋、虘爵作人名系联,从铭文可知,大保虘之父辛很有可能为伯宪、伯龢、燕侯旨所称“父辛”,但召伯父辛并非召公奭。虘、宪存在名、字相关性,大保虘或即伯宪,为召公奭之孙,因其早期追随召公在经略东土、南土方面立下军功,日后成为继领召公奭东土封邑并胙土立氏的大保氏首领。大保虘钺出现在曾侯墓中,或是西周早期诸侯、邦君协同开发南土且蕃屏周室的见证,也为进一步理解召公支系大保氏族裔和军政作为提供了新资料。

周代二密史事探论

周有二密国,一为西土密须,一为畿内密。二者族姓、地望、政治进路迥异,一度并世共存。泾上灵台姞姓密须曾遭文王攻灭,而于其故地另封姬密则系乌有之事。共世密康公即为姞密后裔。畿内密与周王同姓,政治进路以出任王官为常,密伯供职于成周,协助周王巡守并控御外服诸侯,于河南密县领有封国,密叔则于宗周王廷出任高级军官且任册命傧右。透过畿内密大小宗于王室任职经历,似能看出周制世卿世禄外,仍有一定建官用贤功能。

郑桓公早期居地变迁考

《史记》载郑桓公“初封于郑”,后世以古今地名对照法言之,多谓在京兆郑县,实有可疑。由于司马迁有以诸侯国所徙之都误作始封之地的实例,惯于将诸侯定都时间长且影响力大的都邑作为初封之邑的书写倾向,故《史记》之载反不如《世本》所记桓公初封棫林,继迁拾地之说具体而合理。关于“棫林”的称名,后世多误为“咸林”,可能是受到郑玄《诗谱》及孔疏的影响。其实棫林之地于《左传》中两见,许地棫林与桓公始封地关联不大,似可排除。而秦地棫林位于泾水之西,或可与之系联,据此推考棫林地望并不在郑县(今陕西华县东),而应在陕西扶风一带,或即桓公初封之地。至于首迁之拾地,则与郑县密不可分,可视为郑国东迁前的旧郑。

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叔骨父簋铭浅议

新近公布的山西翼城大河口M1034所出一件叔骨父簋,据墓葬年代及铜簋形制、纹饰判断,时代当在西周中期前段。铭记叔骨父曾得到过“侯”的作庙赏赐,后举行祭祖的■祭礼。可能为特意表达对侯的感激或恩赏之意,并延请侯莅临,然后又得到了侯的额外赏赐。铭文所言之“侯”或当指晋侯。簋铭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为进一步研讨西周时期晋、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

據近見大保簋再論保卣銘文——兼及■子鼎與保卣繫聯可能性

現藏上海博物館的保卣,銘文近五十字,屬西周早期的重器長銘。自問世以來,考釋銘文之作頗多,對器主身份及銘義闡釋,歧見迭出,迄未定讞。所幸近見吴鎮烽先生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收録一私人藏器大保簋,銘文雖短,却爲重新理解保卣銘提供不可多得的佐證材料,也爲消解保卣銘紛争之惑提供莫大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