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葛兆光教授访谈录

一、新思想史研究的尝试 问：您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在1998年出版、2001年再版以后，影响很多大，在国内获过奖，在国外，如纽约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Contnmporary Chinese Thought）曾连续两期来译介这部著作；

葛兆光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问：我们得知，您对历史教科书的写法颇有感想，也曾写过好几篇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文章。目前高中新课标的几种版本教科书，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选择的内容差别很大，请谈谈您的看法？

文化史的背阴面——从胡适、杨联陞对中古中国宗教的通信说起

本文从1950年代胡适和杨联陞关于中古宗教自扑自搏风习的通信说起,讲到早期道教的若干奇特传统,并讨论一个文化史上的大问题,即周孔以后,中古华夏主流是否已经文明。特别要指出,由于过去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往往忽略这种背阴面的叙述,使得传统中国形成张灏先生所说“幽暗意识”的缺失。而文化史或文明史如果忽略华夏文化的背阴面,会使人们对传统失去警戒与畏惧,沉湎于非历史的乐观和自我想象中。

一个大学者的见识、视野和理想

《李学勤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版),令读者期待很久,李学勤先生是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也就是所谓“三古”领域公认的领袖型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笔者认为他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有大见识。坦率地说,他比一般专业学者更关注广泛的历史问题。很多人都说他知识渊博.

我们这一代人——葛兆光教授访谈

在过去持续了不少时候的"国学热"中,我们好几次想请葛兆光先生谈谈传统文化的问题,可在"时机"的选择上,又颇为犹豫。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不该是一个时尚性的话题,更不应该成为建构某种政治话语的材料,所以,我们宁愿等到热闹一阵过后(但怕是等不到"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时节了)再来做这个访谈。本来访问的目的,是想要谈谈当下思想学术界的状况、知识界对现实怀有怎样的焦虑,或者就从葛先生为什么要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这样一个研究方向聊起,为此,访问者事先重新翻阅了他自一九八○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著作,如《禅宗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等等。后来,再看他的一些随笔,其中就包括有那篇带有自述性质的《非青非红》,这让人想到他这一代学者的生活经历,其实也是颇不平常的。于是,谈话便由这里展开了去。访谈是在今年二月六日午后、葛先生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办公室里进行的。

探寻中古宗教的历史语境——读邓广铭先生听陈寅恪“天师道”课笔记

本文以1939年邓广铭在昆明听陈寅恪讲天师道课的笔记为例,讨论有关道教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从学术史角度讨论如何理解陈寅恪对中古宗教史中滨海地域、外来文化以及“汉化”现象的猜测和分析。其次,指明陈寅恪中古宗教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天师道的具体历史问题,而在于提示中古史研究的大关节。最后,通过这份课程笔记中的两句话,重新理解陈寅恪为何如此重视道教在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史中的意义。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大明衣冠今何在

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忆,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装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促使我们在探索并重写"中国文化史"时,必须反思其重心和主轴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这包括:第一,即使仅仅是汉族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由各种源头不同、性质不同的文化杂糅起来的,不宜采取"一脉单传"的方式来书写中国文化史。第二,由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中国文化史的主轴正应当在于书写这一凝固与叠加的复杂过程。第三,由于现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特别是清帝国复杂的族群血缘、领土疆域与文化传统,因此,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这一点需要中国文化史格外重视。第四,由于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那么,当前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即成为绝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史特别需要关注"民族"、"疆域"、"宗教"以及"认同"等问题,尤其是需要讨论,在历史中,"中国"如何型塑"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中国"这样一个重心,并由此设定其叙述的主轴。

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说明：我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思想史著作选读＂这门课的最后,讲了一次有关书评与综述的写法。现在这份讲课记录,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整理和修订而成的。前些日子,我曾把它传给一些朋友,请他们指教和批评,有的朋友说,这篇讨论书评和综述的讲课记录,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还有参考价值,因此,我把它交刊物发表,希望读者给我指正。

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史意义,只有置之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时的国际学术特别是东洋与西洋"东方学"("东洋学")及"中国学"的大趋势中,才能够得到深入理解。晚清民初即陈寅恪先生进入学术世界前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历史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的新趋势,现代中国学术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同时在西洋与东洋的"东方学"("东洋学")或"中国学"的刺激下,才出现了巨大变化。陈寅恪与他的学术同行,不仅在学术上能够"预流",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也站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促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重视新问题、发掘新资料、探索新领域,突破传统汉族中国历史空间,呈现出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新取向。

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

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否就已经足够?乍看上去,这个问题只涉及了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技术和方法。实际上,背后却是一个如何"理解"或者"诠释"中国的大问题。多年来,朝鲜和日本文献中大量关于中国的史料,除了少量朝鲜汉文史料之外,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可是,这些史料不仅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资料、新文献,而且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只有关注到那些时代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观察和记录,才可以真正地从"异域之眼"来观看中国。比起差异明显的中西对比来,也许周边与中国的对比更加重要,因为透过原本一体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更能看清各自文化的特征,也更能够理解这一看似原本同根的文化,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也许更加能够促进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自我认识。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

在过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 ,“影响” (influence)是一个习惯使用的词语 ,但是它可能偏重过去的知识与思想在后世的延续、外来知识和思想对本土的冲击 ,却可能相对忽略了后世对于遗产的“选择”和本土对新知的“接受” ,其实 ,影响和选择应当是哲学史与思想史中的双向过程 ,所以本文指出 ,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 ,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 ,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 。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间。"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界带来了若干变化: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使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和"西域"研究相比,由于曾经共享文化传统,研究重心又在"近世",所以,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如何面对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以及如何面对现实国家与政治立场的牵制,等等。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惪和《中国思想小史》

本文讨论常乃惪 (1898～ 194 7)和他的《中国思想小史》。在 2 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中 ,常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一方面 ,他与当时的激进和保守两方不同 ,把国家和制度的建设放在文化与思想的改变之上 ;另一方面 ,他也与当时新旧文化论争中的两派都不同 ,对古代传统的意义与当代思潮的渊源有自己的判断 ,他带着这些思考写下了《中国思想小史》。本文指出 ,这部《中国思想小史》 ,既显露了他的思考 ,也暴露了他的缺陷 ,这部书虽然不能算是名著 ,但从学术史角度看 ,它却是 2

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