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师评价中的权力与人性的认识

对教师进行评价,使用“奖惩性评价”还是使用“发展性评价”只是手段而已,这取决于我们在一定背景和具体任务中是采用规制的态度还是采用鼓励的态度。所谓消极的或积极的行政管理倾向,并无褒贬之分。认为是一种“倾向”,是因为真实的评价情景总是发生在两个极端之间“程度的连续体”上的,没有截然的分割,对一项具体事务而言,我们只是偏向于一头,又依然兼顾着另一头,或者说,是一种“权变思想”。因此,更重要的是对教师职业性质的把握,教师是这样一种人,他必须是体面的人,但又是迟迟得不到成就的人,这是因为这种职业是在成熟与不成熟的关系中“再生产人”的劳动。由此,我们行使权力,可以在把握真正的用于评价教师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使用或创造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评价方式。

面向市场 学会经营——中小学管理的必由之路

学校具有一定的“参与社会交换”的属性，学校与市场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国现行的学校课程之所以流于形式，是因为国家统得过死。要想有好的教师，不仅要开展校本培训，而且还要加强教师流动，开展开放式的教师培训。学校管理正在向开放式的经营转变。校长会经营比会教课更重要。

教育评估中的法团主义:行政力与专业联盟——改革、重构教育评估院等中介组织的设计与理论

政府精简机关、部分公务分权已成共识,然而现"评估院"、"评估中心"等机构从教委退出来还不是中介组织,学校与公民社会也一直习惯于依赖政府,组织的发育、变迁受制于"社会记忆系统"。可见改革不能抽掉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近来的政治、经济情势也表明强势国家(hard state)或行政方式于我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基本制度。因此,减少因剧变而来的不必要的成本,采取国家法团主义,利用原有的组织框架引入教授及专业联盟等组织是符合国情的作法,这里:国家只直接面对评估院这样的一个"桥梁"或"牵头"性组织,通过它规制并购买专业组织的评估服务(公共产品),实行合同委托与市场竞争,以实现我国"管教育、办教育、评估教育三者分离"的改革目标。

论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的专业独立与权威——对上海教育评估院机构改革的思考与研究

我国推行中介制度、上海成立中介性的评估院已有多年了,然而在2008年上海评估院某庆典会议上,学者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评估院要成为名符其实的中介力量,关键还是要从政府既办教育、管教育又评教育的状况中脱离出来,①可见,中介的问题又回到了其发生的逻辑起点。政府机关精简机构、剥离部分职能,推介"中介"理论,但若以行政内部委托的方式,则评估组织并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评估对象也没有区别于以往被动接受行政检查的新的评估需求,"中介"或"第三方"被异化,甚至还带有评估交易的机会主义危险。

寻找“校本”之外的相对概念:开放——论城市中小学发展策略

就经营学校而言(主要不是讨论“公益性”问题),学校自身无法应对更深层的改革,学校不能被关在诸如“校本培训”、“校本管理”的说法之中,这有近亲繁殖、井底之蛙之嫌。在经济全球化和英特网的面前,课程要增强其人的生存意义和国际间更丰富的价值命题,教师要在流动的情景中获得应对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此,学校作为一个巨额投资的智力机构,它必须在我们正生活其中的“开放”格局中,追求其效益最大;而校长除了懂得“好教师”的规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经营能力与公关意识。

政策执行中的地方决策与变异——安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现状调查之一

调查发现,在政策规制中地方政府只有执行而很少决策,“以县为主只是借贷经济而已,转移支付并没有定数,而“财权事权分离”的制度使公众寻找不到教育经费的责任人,这与纸面上说得通的文件是不一样的;然而地方真实的行政系统却充满了积极的精神,正是“政策变异”的作法维持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但其中也埋伏着失却法理程序的潜在危险。

学生课业负担归因分析

造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学校内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也有整个社会在就业、公众(家长)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背景;既有现行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和实施方面有待改革的问题,也有支撑或声称“不可避免地”这么去做的观念。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形成极为复杂的关系。 本报告按“实际情况”、“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三个方面,分析如下。

地方行政的预算政治与主体问责——安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现状调查之二

财政预算代表公众的利益,所谓“政治博弈”是建立在问责制度与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本调查①中可见,地方行政在正式宣言与市场通则之间实现了各种“数字业绩”,但在精英治国、政策变异的情势中,权力也有背离其公共属性的可能。一直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没有最终的问责对象,无论仍然实行“以县为主”政策,还是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县级政府应该是对各级政府拨款的直接“催款人”。

这个发展阶段背景下的公平与人性——论在考试行政中政府应该做什么并且怎么做(一)

从现实的系统分析出发：政府领导教育的方向、干预高考,学校是考试政策的执行者,社会(家长公众)要求公平竞争。其问题的焦点是——“考分公平”与素质教育(或人性)的矛盾,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范畴。高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它的解决仰仗公众的心理文化、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等等。这里隐含着这样的一个现实逻辑：公众总是抱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尽管智力分数并不就是人的平等)；这个分数平等或公平的背后是竞争。于是,在必须通过分数线才能步入大学的制度下,公平导致了残酷的应试教育。

升学考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上海高考,中考问题调查研究报告之二（摘要）

在升学考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如何处理升学考试中的分流与选拔的关系，如何在高考中增加选择的机会，如何处理中考的“两考分离”与“减负”的关系和如何权衡中考分权的利与弊等。

关于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几个问题

从上期开始，“语文教学大家谈”栏目讨论的内容转向语文学科内部。其中，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中的困惑是每个语文教师都要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当中，哪些问题是最根本的？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的路径？这些问题是本期栏目关注的热点，欢迎读者积极参与。

学业测量与评价的理论背景

在今年召开的上海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上海市教委提出要在上海的中考和高考中推行"学能测试",一时间教育工作者对"学业评价"这一问题又关注起来。那么,什么是"学业评价"?在新课改下如何进行"学业评价"?下面这组关于"学业评价"的文章也许会给你一点启发。

什么样的教育评估才是有效的

什么样的教育评估才是有效的？这可能要从什么是评估说起。评估是价值判断，是对对象的认识，因此，自有教育现象起就有教育评估，古今中外盖如此。值得警觉的是：作为现代教育制度，评估是对教育实践的权力制约，如同司法对行政的制约一样。这可以联系到历史上的“八年运动”。当年，泰勒就是为了判断进步主义课程改革的价值与效果才建立起现代教育评价学的。

学校评价的主要内容与含义

学校评价也称办学水平评价，分为外部行政督导机构或他人对学校的评价和校内评价。显然。外部评价可以使学校管理者对教育发展的形势、行政法规、社会需求和舆论以及重要的评价内容和准则标准有所把握，而校内评价主要是指学校校长或领导班子在学校内部主持自我评价的问题。

课程改革:关注教育学时代的来到——评杨浦区中小学课程建设

杨浦区既要培养创新人才，又要减轻学生负担，其落脚点落在课程设置上，并利用了不少大学资源。办教育就要关注课程建设，否则都是空话，这是上海近二十年来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

课程:意志、经验与课时安排的进步——对上海市长宁区素质教育新举措的评价

新学年伊始,长宁区教育局推出课程改革新举措,我认为其进步意义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校意识到一些课程的选择权应该让给学生,更多地利用学生的学习兴趣,接近他们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如上海市复旦中学将＂主题轴＂式课程定位为校本课程,要求打破＂忽视学生参与的传统＂以建立＂以学论教＂的教学模式;

学校评价的主要内容与含义

学校评价也称办学水平评价,分为外部行政督导机构或他人对学校的评价和校内评价。显然,外部评价可以使学校管理者对教育发展的形势、行政法规、社会需求和舆论以及重要的评价内容和准则标准有所把握,而校内评价主要是指学校校长或领导班子在学校内部主持自我评价的问题。

对“评课”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现代教学》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课堂评价”的文章，这个题目显然与现时所用的“备课”“说课”“上课”“听课”“评课”等专门术语和准则有关。我的直觉是，在真实的评价中，很多有经验的人士并不看重这些术语，他们凭的是另一种洞察力。所以，对这些术语值得怀疑，它们来自何方？评价的真实需求或动力来自何方？

教育评价命题的几个问题

教育评价发展到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开始对它的意义进行命题分析,或者说将重新审视什么是“教育评价”。这里蕴含的意义是:只有明确评价本身的内涵,才有可能深入研究评价在模式、组织、功能和技术方法等方面日益繁复起来甚至有所相悖的现象;第二,人们是在“评价是教育的价值判断”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命题上启动研究的。1.教育系统中的评价同研究其他概念一样,把教育评价放在学校教育这个系统中,考察其所处的位置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研究命题的必要前提。迄今为止,下示“泰勒式的圆周图”

教育策划不能生搬硬套

要搞好学校的教育策划，除了要掌握有关策划的一般性技术、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切合学校的实际。在进行策划时，我们可以采用检验知识经验、计量控制实验等科学手段。一些科学主义者据此强调，策划只能是理性的产物。但事实证明，理性的策划，并不一定成功。例如：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城市盲目发展示范性寄宿制学校，认为可以用高水准的寄宿制学校样板来拉动当地的基础教育整体发展。尽管当时在策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