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权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解读

王权主义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的提出,使得从学理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惟一政体形式——君主政治成为可能。通过对诸子百家之学的历史定位,我们可以从源头上指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梳理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题,指明在政治思想观念层面从传统向着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径。这种理论概括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命运很有启迪意义。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看,王权主义具有某种极权主义的特征,并且表现在政治价值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并不含有现代化的因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需要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而这正是我辈学人的历史使命。

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

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对自身政治现实的反省与思考、对西方先进理论模式的借鉴与吸取、对自我知识谱系的梳理与检讨等方面的努力。本文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三是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政府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承载者,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行政规制背后的主观制约因素,并有助于清理那些影响着政府官员“行政行为”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重塑政府文化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公民为本”:政府责任、治理理念与和谐社会建构

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建构和谐社会固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同时更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为了这一宏大目标的达成,需要我们对当下政府的治理能力予以考量并作出适当调整。如果说,政府治理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努力,那么,观念的更新恐怕是其当务之急。政府治理应当率先从调整政府的治理理念入手,以“以公民为本”作为政府治理理念的价值基点,超越传统的“以民为本”,校正“以人为本”,并以此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基础性价值支柱和认知资源。

从政治教育到公民教育——政治文明与人的发展刍议

政治文明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文明界面,必然要在政治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在政治主体———人的精神、行为中体现出来。为此,在对促进人的政治文明程度的传统政治教育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以灌输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方法在当代中国遇到了挑战。因此,必须推动传统的政治教育向着现代化的公民教育转化,而实现公民教育的根基是做人教育。通过这些探讨,希冀为当代中国的教育创新提供思路。

论服务行政对行政文化的诉求

行政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人类社会行政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统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服务行政是行政模式的人性回归。服务行政的转换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制方面的调整改变,这种转换对行政文化也提出了直接的诉求。对于政府而言,服务行政是对政府责任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一种表述,在服务二字的背后,强调的是政府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凸显的是政府的责任性。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服务行政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是相互对应的,作为公民或纳税人,他们要求自身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确实的实现和真实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公平、公开就成了服务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构成了服务型行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建构行政规制的依据。此外,追求管理效能,在管理效果上强调效率必须以公平的社会服务为前提。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张之洞政治人格刍议——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张之洞的政治人格,可以发现张之洞具有典型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格,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调适性人格特征。张之洞的政治人格也表现出强势的主体性,将传统政治文化塑造的群体主体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却没能完成以张扬个体主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政治人格的升华。虽然如此,张之洞能审时度势,调适其中,对中国的近代发展有丰功伟绩,亦可誉为"圣之时者也"。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狂狷、乡愿和伪君子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类型,本文主要以晚明东林诸君的见解为据,兼及孔孟,逐次分析了这些人格类型内涵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特点。特别指出,将乡愿与伪君子混为一谈是在学理上未作深究,并分析了此二者的三点不同。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政治人格的成长和世俗化,提供一文化参照。

社会性与公共性析论——兼论中国社会三层次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统治者是否具有公共性思维及其政策实践?通过比照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性与现代公共性的价值内涵、关注问题即国家组织目标,以及操作方式即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可以明显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其可能具有的政治层面的公共性主要地表现为社会性。如果以中国人的社会存在作为进一步分析的视角,亦即从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三层次划分来解读中国社会,则传统中国的政治领域极度强势,实际覆盖了其他领域。延至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羸弱,从而导致社会成熟程度很低,社会自组织能力极度欠缺。这一立论和分析方式内涵着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历史感、主观投射过度和学术研究的非唯一功利性等三个方面。

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 ,他们特有的政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凝聚 ,并不具有现代性。本文针对学界将士人等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 ,指出从传统的士人精神中走出来 ,实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现代化 ,还需要在“价值支点”、“人生目标”和“人格结构”等三个方面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中国化的宽容与和谐从传统到当代的政治文化整合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本民族文化所蕴含着的宽容精神具有怎样的存在样态,呈现怎样的价值构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这种文化精神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当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跨入21世纪,传统的宽容精神需要一个复杂的社会整合过程而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性。由于中华文化的宽容精神以人我关系的调节为基准,这种鲜明的文化个性在抽象意义上又具有普遍性,其中的价值构成显然具有世界性“人类文明”的象征意义。

官箴论略

本文从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官箴的主要内容、发展变化及其所蕴涵的政治文化、政治道德和政治行为准则。

托古改制政治思维定式析论

托古改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论说方式,从政治文化视角看,实为一种政治思维定式。托古思维源远流长,先秦诸子托古之风即盛。这种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有三。一是要选择古代或往昔的权威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一古代的权威一旦确立,就会成为真理的化身,不容置疑与颠覆。二是倡言者有意以传统权威为其表,目的在于推行革新内容。三是论者站在新旧势力的对垒处,在认识上进行调和与嫁接。托古改制政治思维定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这种思维定式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遗存,对于立论者正确并完整地表述新理念、新思想,以及认识创新与进步等等的桎梏至为明显,对于认识主体自由思维的阻遏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制度创新拟或理念更新——社会转型期改善民生问题的行政文化思考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的转型,在这样的过程中,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当然很必要。然而,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不免会在理论上忽略了制度的承载者——人。本文提出,人是社会转型的根本推力和制度的承载物,人的精神和理念是社会转型期改善民生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文章分析了政治主体与行政主体,以及行政文化研究在推动人的观念更新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创新的可行性不只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制度的承载物。人有精神、理念和情感,人是理念簇拥下的人。排除了这些要素谈改善民生的制度创新,其可行性是难以想像的。

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屈原的政治人格，认为屈原具有个性倾向；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纠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这一心态特征是决定屈原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深层支点，导致屈原最终作了忠君爱国的祭品。当屈原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格典型展示给后人时，他对后世士人的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文章指出：屈原及其后继者们被忠君的梦魔拖住了手脚，他们总也走不出“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希冀“好皇帝”的“鬼打墙”。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理念与宽容社会愿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文化解读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价值由核心价值、社会政治主体价值、社会理想价值三部分构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诠释有很大差异。当务之急,是要从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思维中走出来,实现从斗争到宽容的政治价值理念转换。宽容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应然前提,宽容社会是人类文明的理想状态,以宽容为标的的社会主义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