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视角的《论语》批判比较研究——以和辻哲郎、子安宣邦、加地伸行三位学者为例

经典文本是儒家思想的文字载体。在中国的经学体系中,经典通过不断被注解与阐释,被赋予了超越文本本身的含义,延续了儒学的生命。海外学界的《论语》研究,提供了以“中国学”视角考察儒家经典的借鉴。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子安宣邦、加地伸行以原典批判的方式出版了《论语》研究的相关著作,并在近年来被译介到国内学术界,成为儒学研究的跨文化视角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趋势。对比这三位日本学者的《论语》原典批判可见,三位学者都认可儒家经典的文本一致性与反思性,将其视作珍宝(和辻哲郎)、财富(子安宣邦)和“精神食粮”(加地伸行)等;他们也都认同经典在编纂过程中必然远离最初的言论,应当以批判的角度解读文本内涵。同时,三位学者均论及儒家的人文关怀,将其看作经典文本得以为不同时代所拥有的生命力所在。其中,和辻哲郎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待孔子作为“人类教师”所带来的人文主义转向;子安宣邦强调了激活《论语》文本中“学”的自省意识;而加地伸行侧重解构儒学提供的精神关怀与生命哲学。

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过“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在日本学者间也存在着相关的论述。从明治初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出现了以不同研究对象而阐述的论著,然而基于同样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日本哲学史”却一直没有诞生。关于“日本哲学”之有无,明治初期至中期的学者,通过论及“中国哲学”而使“日本哲学”的存在似乎不言自明。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日本无哲学”的指涉,但学界并不进行其“有无”问题的反思。而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初期,一些学者则直接以近代以前日本存在“哲学”为前提,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史”。然而,由于学者各自考察的对象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的论著。这是因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作为“日本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哪些并不明确,无论企图切割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强调日本,还是在中国影响的语境中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作为“日本的”独自性都难以成立。正是在这种“二难”的困境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界基本上把明治以前的传统文献作为“日本思想史”进行研究,把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著以及采用西方哲学方法撰写的哲学著作,作为“日本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的一般认识。

从“动”的养生观到“动”的人生观——兼论《吕氏春秋》的“气郁”与“达郁”

《吕氏春秋》出现了有关"动"的养生观念,其思想基础以"精气"作为构成万物的核心元素和人的元气,认为精气具有运行不止的"动"的属性。如果精气不流动,人就会发生"气郁",表现出各种疾病或不健康的状态。因此,从养生的角度来看,人一方面要经常运动,另一方面也要顺应"气"的自然变化规律,符合精气"动"的本性,才能使精气聚集并流通于人体,达到"清""纯"的理想境界。这种"动"的思想也可以上升到哲学维度,从"动"的养生观扩展到"动"的人生观,启发人们经营一种善时善思、唯变所适的人生态度,积极吐故纳新并勇于开拓,保持思想的活力,从而达到身心健康的统一。

发挥经典文本优势,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智慧的知识底蕴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就是关注人的主体性地位,即“以人为本”的观念。面对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机遇,应当从经典文本中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推进传统文本的现代性诠释与创新性转化,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顺应时代呼声,从而更好地立足人本精神,共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儒教”空间视角下的汤岛圣堂研究

虽然“儒教”是否为宗教尚有争论,但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确表现出“祭教一致”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存在方式。从实证性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历史现象的“儒教”,其典型表现为建立庙学或书院等机构、形成“庙学合一”布局、发挥祭祀与教育功能。儒学的海外传播带动了“儒教”空间的布局与结构移植域外,在延续原生“儒教”祭祀传统与教育功能的同时,又形成适应当地需求的表达形态。以“庙学合一”为主线,汤岛圣堂在文脉特征、仪式功能、人才选拔、圣贤信仰等方面展现了“儒教”实践的具象,并在祭教关系的张力中完成了其在地化。

从坚持“理学”到接受“哲学”——关于中江兆民对Philosophy译语的立场变化

中江兆民是近代日本特立独行的存在,面对明治时期学界流行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他却采用东亚传统的"理学"翻译这个来自西学的概念。然而,在他临终前的两部著作中,最终还是接受了"哲学",对自己一生的坚持表现出妥协的姿态。不过,与此同时他留下了"日本无哲学"的断言。中江兆民的"理学"立场,源于他对于汉学的体认与唯物论的哲学倾向所致;而他的妥协,一方面由于他无力改变日本近代的社会以及学界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标志着主导东亚两千年的经学地位的终结。此后的东亚学界,源于西方的"哲学"范式成为学术主流,在近代中日乃至东亚学界被人们普遍接受。

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以加地伸行的生命伦理思想为中心

儒学在日本往往被称为“儒教”。对于为什么是“儒教”,加地伸行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宗教的定位,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生死观,即论述死亡及死后的世界。东北亚人乐于现世,畏惧死亡,从而产生了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体系,即“儒教”。儒教的宗教性与在此之上的儒教的道德性,以及两者结合的孝,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儒教作为宗教的内在结构。随着儒教的发展,表面的礼教性与最初的宗教性分离,使儒教成为一种“沉默的宗教”。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下,儒教的伦理体现出其连续性、共生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并使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在具体的道德要求、理性转向与教化功用上彰显出“人间性”。儒教对于人的关心与肯定指引着人们不畏苦难、积极入世,发挥着人间关怀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儒教在现代社会中仍将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先秦儒家的“道”与“技”之辨——以《荀子·富国》为例

本文考察了《荀子·富国》的“道”与“技”思想,以“明分使群”解读荀子的礼思想基础上的“道”“技”观,认为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体现了尊重知识、分工合作、服务人本的意识,通过对技术和技能者的重视即“贤者得进”来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兼足天下”,达到富国与治道的理想境界。在早期儒家礼学思想体系中,“百技所成”“知者为分”“任智进贤”统一于明礼而教的观念,在当代仍然具有启发作用,指导我们关怀人本、尚智善知、注重专业分工,“以礼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