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改变视界——董之林先生访谈录

叶:董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您为什么将十七年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您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出发点是什么?董:感谢立文和'新文学评论',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把十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心得加以总结。我在职期间主要从事文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处理稿件的同时。

回想“春暖时节”——一份大跃进年代的女性写作个案

主持人的话:董之林的《回想“春暖季节”》,选择了茹志鹃的小说进行她的个案分析,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并不是想要以此证明那个时代普泛化的文化事实,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一个”的个案写作,研究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尤其是女性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倾向怎样若隐若现地进入“春暖季节”。文化研究进入文学批评,并不是以牺牲文学的复杂性为其前提,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正是要重新揭示或者重新呈现文学的复杂构成,而牺牲了文学的复杂性,也同时意味着牺牲了文化的全部复杂性。选择期刊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它的意义也许在于,经由这种研究,“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开始呈现,郑绩对《读者》杂志的研究,也基本属于这一范畴,而且会给我们许多有意思的启示。

女性主义批评:并不奢侈的今日话题

妇女解放运动是二十世纪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六十年代 ,当女权主义者试图把妇女解放问题引向文化层面时 ,遇到了文化身份认同的悖论。七十年代以降 ,女性主义批评在悖论中发展起来 ,其中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 ,对等级制基础上的本质主义的批判 ,对文本疏离性的研究 ,对他者和边缘视角如何介入主流社会的关注 ,对理想人性的探讨与期待等 ,都显示出这种批评理论所具有的思想活力。因此 ,不应该把女性主义批评庸俗化地理解为两性之战的产物 ,而应该重视它所表现出的时代普遍要求或宏大叙事难以涵盖的精神向度 。

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对于20世纪文学史建设的思考

现代性话语在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期形成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身份 ,使文学叙事与对这种叙事的历史讲述之间 ,出现了种种由现代性思维难以涵盖和解释的历史缝隙与驳杂之处。重新梳理历史的要义不仅在于丰富 2 0世纪文学史 ,更在于体现一种相对于现代性叙事 。

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

现代小说史上,赵树理热衷于对传统戏剧,以及传统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努力在自己小说中实现传统因素和启蒙精神结合。这种体现了五四传统、以平等自由态度对待小说艺术的作家情怀,却往往遭到新文化人的误解和打击。但在激进、专断、容不得不同艺术见解的时代潮流中,赵树理韧性的坚守,却是对启蒙精神能够在本土获得接受最有力的证明。

从容中的焦虑与焦虑中的从容——沈从文创作与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之比较

80年代文化寻根小说中的鲜明主题意向 ,繁复的情节叙述 ,以及创作主体强行介入人物命运的写作方式 ,都流露出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焦虑。而沈从文的作品以“乡下人”的执着 ,以真正艺术家的心境回答了未来世界走向一体化进程中会遇到的问题 ,即从多元文化的审美角度来对待和处理现代性的紧张与焦虑问题。沈从文固守着自身审美立场对当时现实得出的结论 ,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80年代的寻根作家到底没能逃脱流行趋势的囿制 ,也没能取得沈从文那样的文学成就。

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论赵树理、张爱玲小说的两重文化向度

本文以赵树理、张爱玲小说为分析对象，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讨论从文学传统再度出发的小说发展线索，并且将其概括为眷顾经典与“指向未来”的两重文化向度。具体来说，张爱玲写作的文化向度倾向古典、是向后看的；与此相向，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向度指向现实与未来。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传统的两重文化向度。

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

对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 ,已经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言说 ,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观念和叙述方法进行审视和思考 ,对历史本质做必要的廓清 ;同时 ,应该将十七年小说与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此外 ,还应该关注文学的内在传统 ,考察十七年小说与前后小说史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 ,只有让十七年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到新的关系与可能。

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

为什么要讲当代小说与传统的关系?我想之所以要考察这方面的关系,是因为离开具体的时空变化,离开历史传统的延续,就无法认识当代小说的由来。与现代相比,当代小说不仅在时间上距离古典更远,而且在题材。

个人文学史的视角与方法——关于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当代叙述

与内地流行的集体写作方式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①是个人的文学史,因此也明显地表现出个人文学史的特点。

“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说起

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小二黑结婚》并不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样板之作。那些绵密的细节描写,作家对其讽喻色彩浓淡的把握,基层乡土社会人士对社会转型期微妙的感受,以及这感受所包含的生活隐喻,均有别于"工农兵小说"所倡导的政治品格。而赵树理对人物焦点的细致叙述和对写实小说现代含义的深入理解,也造成了理论界对其作品的某种政治误读。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当我们承认理论概念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因果性,并用这些概念来讲述现当代文学史的话,那么叙述就再也无法囊括和解释作品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增殖性。

由历史小说看“五四”时代的延续——论《李自成》研究再度兴起

以2009年文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标志,在2010年姚雪垠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中,姚雪垠及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李自成》重新成为关注热点。在对史料和作品深入阅读与发掘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这部形成于上世纪中后期的作品实际上与中国社会重要的现代转型期＂五四＂时代具有更密切的精神联系,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观念产物。对作者的纪念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不仅意味着今天读者对姚雪垠和《李自成》所讲述的历史感到兴趣,也意味着现代历史观念中一种人文内涵的复现,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弘扬传统文化声浪中的又一次复苏。

沉浸在理想王国的史诗写作——关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5 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是颇有争议的部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要把其中主要作品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 ,阐释其表现形式的特点 ,形成之原因 ,以及社会接受状态 ,并由此体现这一类小说连同艺术思潮在文学史上的命运。

“世变缘常”——关于叶维丽和马笑东口述史《动荡的青春》

《动荡的青春》①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②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对当代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学科、文学史及其研究方法

一关于反思我愿意使用"反思"这个词,从"反思"谈起,并且希望在柯林伍德关于"反思"(reflection)原来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

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

《王蒙自传》是王蒙反抗幻灭与虚无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自传王蒙顽强地反抗来自社会变革、人生转变时期的幻灭与虚无的幽灵。王蒙的写作不是对新文学的"断裂",而是续接。王蒙从小说转向个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写作,目的在于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寻找通向明天的途径。

《从文自传》与“边城”的意义

"边城"写作不仅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为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沈从文这位现代中国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边城"写作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事情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仍然让现代人神往。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征,"边城"写作使我们在其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也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理性所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