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PD-L1抑制剂联合疗法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成本-效用分析

目的 从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角度比较8种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成本-效用性。方法 相关数据来源于已发表的网络荟萃分析和随机对照试验,建立三状态的马尔科夫模型,对8种免疫联合治疗组合进行成本-效用分析,采用敏感性分析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并进行一系列情景分析。结果 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组和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的增量成本-效用比(incremental cost-utility ratio,ICUR)分别为125 143.88元/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QALY)和189 609.64元/QALY,小于意愿支付阈值(willingness-to-pay,WTP)257 094元/QALY,其余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方案的ICUR均>WTP,不具有经济性。情境分析发现,即使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及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治疗方案均不具有经济性。结论 相比于其他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方案,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及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NSCLC具有成本-效用优势,可为NSCLC患者选用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防治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药物的成本-效用分析

目的 从中国的社会医疗角度出发,对3种止吐方案阿瑞匹坦+帕洛诺司琼+地塞米松三联方案(APD)、阿瑞匹坦+帕洛诺司琼+地塞米松+奥氮平四联方案(APDO)及奈妥匹坦/帕洛诺司琼胶囊+地塞米松三联方案(NPD)进行成本-效用分析,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方法 建立决策树模型,以增量成本-效用比(incrementalcost-utilityratio,ICUR)为分析指标,以2020年一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 000元/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作为意愿支付值(willingness-to-pay,WTP),比较APD、APDO及NPD方案在中国的成本-效用性,并进行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以评估模型的稳定性。结果 从中国的社会医疗角度出发,对于接受高度致吐性化疗方案的癌症患者,APDO、NPD方案与APD方案相比的ICURs分别为48 400.97元/QALY、46755.56元/QALY,均小于WTP,因此APDO和NPD方案均具有成本-效用性,且NPD方案的成本-效用性更好。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稳健。结论 对于中国接受高度致吐性化疗方案的癌症患者,在APD、APDO和NPD方案中,NPD方案是最具经济性的方案。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成本-效果分析

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已被推荐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药物,但同时比较这四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中国的经济性目前尚无研究。本研究旨在评价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成本-效果性。通过构建马尔科夫模型,从中国医疗系统角度评价四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初治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影响。临床数据和效用值来源于文献,成本来源于中国官方网站。主要结局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比,通过敏感性分析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研究发现阿法替尼治疗成本最低,生存获益最少;奥希替尼治疗成本最高,生存获益最大。与阿法替尼相比,吉非替尼每多获得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需多花费732美元,该数值低于29382美元/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意愿支付阈值。与吉非替尼相比,厄洛替尼治疗成本更高但生存时间更短,因此被认为是劣势方案。奥希替尼与吉非替尼比较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为71330美元/每质量调整生命年,超过意愿支付阈值。这表明,从中国医疗系统角度来看,吉非替尼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中性价比最高的方案。降低奥希替尼的价格或将意愿支付阈值提高到68558美元/每质量调整生命年可能可以提高奥希替尼的经济性。单因素敏感性分析表明该模型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