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兼从轻原则几个争议问题之刍议

现行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确立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原则的应用依然存在一些争议,亟待厘清。在判断新法与旧法何者处刑较轻的比对中,需以处断刑为标准,并且对新法和旧法只能分别作整体评价而不能以"套裁"的方式交叉适用。在理论上而言,刑法的正式解释与溯及力问题并无关联,刑法解释如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在整个刑法典中,并不是所有条文都受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约束,其所适用的对象只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直接影响的实体性规定和影响自由刑执行期限的刑罚执行制度的规定,而程序性规定与一般的刑罚执行规定不再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范畴。

试论教唆犯的从属性——兼及《刑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解析

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之辩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着墨最多的争讼,此外还存在共犯立法模式上的分歧。在教唆犯的问题上,究竟应当采何种见解,需要考虑犯罪论领域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还需进行违法性领域内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考量。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基本集中在现行《刑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解读"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如何合理地解释"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经成为贯彻教唆犯的从属性的前提条件。

行政处罚法和刑法之间的新界域?——刑法以外的行政刑法之反思

近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种在刑法以外重构行政刑法的中义行政刑法理论,主张行政刑法既独立于刑法,也独立于行政法,作为介于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新的独立的刑事性行政制裁体系而存在。由此,行政处罚法与刑法之间便被开辟出一个冠以“行政刑法”之名的新界域。这一理论创造有助于实现惩罚违法者的程序正义与保障被追究者的合法权利,对从刑法范畴内定位行政刑法的狭义说形成了有力冲击。不过,刑事性行政制裁体系的规范依据重塑、处罚方式整合、追究程序建构等方面,在理论设计上还存在一些逻辑困境及附随隐患,值得关切与反思。在刑法以外的行政刑法的若干障碍未能得以有效解决的条件下,坚持行政刑法狭义说方是当前最为适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