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圉山”“崦嵫山”得名与秦人西迁考论

清华简《系年》谓周成王“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为秦先人,此“邾圉”即“朱圉”,指甘肃天水甘谷西南的朱圉山。“邾”与“朱”相通,朱圉山之“朱”即“邾”,指邾娄。早期邾娄诸族居于东奄之地,战败后有部分西迁至朱圉山一带,“朱圉”意为邾娄聚居之地。神话传说中的崦嵫山应为朱圉山,“崦嵫”意为东奄人聚居之地。“朱圉山”“崦嵫山”两个名称都是东奄邾娄西迁的群体记忆。秦人与东奄诸族的凤鸟崇拜,是伏羲风姓、八卦的体现与变迁。伏羲文化源于秦陇,盛于关中、中原,炎黄之战后随炎帝部族向四方传播,无论部族如何分化、迁徙,伏羲的八卦标志始终可辨。西迁至朱圉山一带的东奄邾娄,在伏羲文化的发祥地苦心经营,最终发展壮大。秦人的迁徙、来源是反映早期华夏民族分化与融合的个案,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演进格局。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联合rt-PA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研究

目的:探究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联合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方法:选取193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式不同分组,接受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联合rt-PA治疗的患者为观察组(n=98),接受rt-PA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n=95)。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死亡情况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脑血流动力学指标、脑血流灌注[脑血流容积(CBV)、脑血流量(CBF)、平均通过时间(MTT)]、血清因子水平和预后效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改良Rankin量表(mRS)]。结果:在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脑血流动力学指标、CBV、CBF和血清因子水平均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MTT、NIHSS和mRS值均较治疗前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采用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联合rt-PA治疗急性脑梗死具有较好的疗效,能改善患者脑血流动力学指标,使脑组织血流灌注水平和血清因子水平恢复,提高预后效果。

艾地苯醌联合多巴丝肼片及吡贝地尓缓释片治疗老年PD伴抑郁的疗效及对患者炎症因子、神经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艾地苯醌联合多巴丝肼片及吡贝地尓缓释片治疗老年帕金森病(PD)伴抑郁的疗效,并探讨其对患者炎症因子、神经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商洛市中心医院收治的460例老年PD伴抑郁患者进行研究,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3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多巴丝肼片及吡贝地尓缓释片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艾地苯醌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3个月后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治疗3个月后的血清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IL-1)、神经生长因子(NG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水平、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北京版)、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并记录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95.2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CRP、TNF-α、IL-6、IL-1水平分别为(5.16±0.52)mg/L、(34.93±1.60)mg/L、(42.81±5.54)pg/L、(42.06±4.59)p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7.27±1.12)mg/L、(51.78±2.83)mg/L、(64.04±5.40)pg/L、(62.86±7.91)pg/L,血清NGF、BDNF水平分别为(13.22±1.83)ng/L、(18.70±2.15)ng/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75±1.20)ng/L、(12.46±1.80)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MoCA、MMSE评分分别为(24.72±2.25)分、(25.75±2.50)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1.30±2.17)分、(22.62±2.31)分,SAS、SDS评分分别为(43.37±3.06)分、(43.70±2.14)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5.12±4.92)分、(55.18±2.0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7.27%、14.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艾地苯醌联合多巴丝肼片及吡贝地尓缓释片治疗老年PD伴抑郁能降低患者的CRP、TNF-α、IL-6、IL-1表达水平,提高NGF、BDNF水平,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夸父逐日的原始蕴涵及后世的演变

把夸父逐日解释为“追日”,掩盖了神话所反映的远古民俗。“逐”应是驱逐的意思,夸父逐日应是驱逐造成旱灾的太阳:“饮于河渭,河渭不足”是对严重旱灾的曲折反映,夸父之杖也是具有驱凶辟邪魔力的桃杖,夸父之死正透露了远古曝巫祷雨的陋俗。后世神怪传说中的朴父、夸娥氏、巨灵神都是以夸父为原型演变而来的。

试论《春秋》的宗教特质——从作者群体、表述方式及时间体例谈起

《春秋》有通神功能的作者群体,采用人神沟通语境下的表述方式,构建严整的时间体例,都表明《春秋》原本是人神沟通的宗教文本。这类文本兴盛于上古三代,通行于东周列国,但只有鲁国的一部分保存下来。现存的《春秋》是鲁国史官向先祖报告世俗消息的文本,是现存的春秋时代的庙报。

《离骚》的主线意象及其寓意

《离骚》用名目繁多的芳草佩饰来象征诗人一种追求,本文认为这些芳草佩饰是《离骚》的主线意象,有统率全诗、结构全诗的作用,象征诗人的“美政”理想。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

周代策命的礼仪背景及文体特点

周代策命是周天子策封赏赐诸侯或臣下的仪式上使用的实用文体,一般在太庙举行策命仪式时颁布,见证者为傧者,宣读者多为内史,有时是尹氏或其他史官。周代策命形成稳定的体制,通常包括封赏的原因、具体的赏赐及教导与勉励三部分。周代策命语言诚挚恳切,语气温润亲切,典雅舒缓,成为后世策命文体模仿的典范。

论对春秋辞令进行文体研究的依据和价值

春秋辞令指《左传》《国语》等史籍所保存的春秋时代的各类辞令文书。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文体研究,既有充足的礼学背景和文献依据,也是直面春秋时代文学状况的必然要求。把春秋辞令从史传中分离出来,作为春秋时代的文体进行重新审视,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后世各类文章文体的来龙去脉,揭示春秋时代的散文面貌、特征与成就,更深入地理解早期儒家文论形成的基础和源起。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这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盟书——春秋时代特殊的法律文书

盟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应用文体,随着会盟制度的兴盛而繁荣起来,其应用与创作在春秋时代达到了顶峰。从盟书的写定、结构、保存与援引来看,盟书是春秋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法律文书,具有规范行为、监督各方践履相关协约的作用。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祝辞本为祭祀活动中祝福求福之辞。先秦的祝辞主要有祈祷辞、嘏辞和贺辞等。祈祷辞是祭祀仪式上人对神的赞美和要求,常规祭祀所用的祈祷辞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式和套语。嘏辞是祭祀中神尸给主祭者的致福,由祝官来传达。嘏辞多用第二人称"尔",表示赐福给你。贺辞是人对人的祝福,本质上是嘏辞的世俗化。先秦时的这三种祝辞都沿用四言韵文的传统形式,虽然发生的典礼仪式和针对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内容与形式大体相似。

侯马、温县载书与东周“盟国人”仪式

"盟国人"是让参与者面对神灵起誓,表示效忠于当权者。出土的侯马、温县载书是东周"盟国人"的遗物。"盟国人"一般在祖庙、社或城外的祭祀场所这些有神灵的地方举行;誓辞由当权者拟定,仪式上还要用牛、马、羊等牺牲,有时也有歃血的程序;"盟国人"中的国人包括各级大夫官吏、士及工商行业的代表。

《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

《墨子》把用来论辩的故事称为"说",促成"小说"概念的产生。《墨子》"说"体故事是其书最具情节性、可读性的文字,通过其中的志怪,可以窥见先秦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特点;关于名人轶事的编排,促成战国轶事小说的繁荣。墨家拉开了"饰小说以干县令"的百家争鸣的序幕,也开启了战国杂家小说创作的精彩纷呈。

巫山神女传说的真相及屈原对怀王的批评

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不完全是虚设其事,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云梦是楚王的猎区,也是楚国举行大祀的地方,巫山神女是受祭诸神之一,本事发生在楚王与扮神女的巫女之间,反映了楚国祭祀的原始色彩,屈原诗作对楚怀王借古讽今的批评,也印证了这一点。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或雄辩滔滔,理直气壮;或声东击西,隐晦其说;或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显示出很高的语言艺术,体现了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语言风格。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的文学。

春秋时代的谥制与诔文

诔文是古代丧葬礼仪上用的应用文,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它的存在依附于制谥的目的。西周形成了官谥官诔的传统,春秋时代对这些传统有所突破:士始有诔,有诔无谥;私谥私诔也悄然兴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独立存在,内容上增加了寓哀的成分,抒情色彩更加浓重。春秋时代是诔文由应用文向文学作品发展的关键时期,后世如谥议、行状、哀辞等文体皆受其影响。

试论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地位

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文理并茂,辞采灿然,是当时最具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的文字,形成春秋时代特有的辞令文学,是中国"辞章"的滥觞。外交辞令制作过程的字斟句酌、讨论润色,也体现出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特点。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等,都是关乎外交辞令的理论,作为中国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文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影响至巨。外交辞令是春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篇章,善于辞令的行人,是春秋时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家。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