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中医药资源空间分布、匹配类型与旅游开发模式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中医药资源的面板数据及中医药旅游景点POI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及统计方法,从中药、中医、旅游3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中国中医药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类型特征,并提出中国中医药资源旅游开发模式。结果表明:①中药资源市场规模大且呈稳定增长趋势,其空间分布的地域特征明显,云南、四川、湖北、甘肃、河南是主要的道地药材集聚区;②中医资源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四川、山西、河北等省份中医资源分布较多,而天津、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区则较少,且省域间差异逐渐扩大;③中医药旅游景点在空间上呈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总量的76.2%;④根据“药-医-游”匹配关系,可将31个省份划分为匹配最优区、匹配次优区、匹配非平衡区3类,并基于“推-拉”理论进行机理分析,提出了中医药资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专项开发等3大旅游开发模式,明确各地区中医药资源旅游开发优势与路径。

中国康养旅游政策演化态势及效果评估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为探究康养旅游发展的政策导向,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从2013—2020年39份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康养旅游政策的量化分析入手,以崭新的视角剖析产业政策初步探索阶段(2013—2015年)、逐步成长阶段(2016—2020年)的演化态势,并对政策实施的效应力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康养旅游以意见类政策为主,国务院是政策制定的主体,政策制定有待加强部门合作与提供法律保障;②2016年是康养旅游产业政策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是推动康养旅游走向规范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发文量和政策力度均最高;③第一、二阶段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化监督管理一直是战略的焦点。结合上述研究,未来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细化康养旅游政策目标的量化标准与措施执行的实施细则。

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时空评价

当前社会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旅游经济实现复苏的新动能,是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从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环境绿色发展、数字技术支持、创新转型潜力六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2011—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稳步提高的态势,广东省持续位居第一,其中数字技术支持所占比重最高,之后依次为旅游产业规模、创新转型潜力、环境绿色发展、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东部是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的集聚区域,其重心位于河南省,且有向西南方向迁移态势,西部发展水平相比于中东部有待提升。综合指数中,数字技术支持所占比重最高,因此创新数字旅游发展机制,要重点将数字技术贯穿到旅游的全过程,提升数字技术研发水平。随着数字化与旅游的衔接,今后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产业发展经验,建立动态扩充的指标体系,更精确地从各个维度推动数字旅游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

青岛市旅游业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及其发展路径

我国沿海城市旅游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以青岛市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探究影响其旅游业发展的因素,用旅游总收入为参考序列,选取8个指标,最终得出旅行社数量、国内旅游人次、A级景区数量是关联度排名前三的指标。针对关联结果将青岛市按区域进行旅游功能定位,依次为以滨海休闲观光游为核心的市南、市北旅游区;以康养、文旅融合为核心的崂山旅游区;以主题公园为核心的李沧、城阳旅游区;以滨海体育、影视产业为核心的西海岸旅游区;以农旅融合为核心的即墨、胶州、平度、莱西旅游区。

新时代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分析

聚焦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运用fsQCA探究旅游资源协同开发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单一前因条件不能构成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的就业拉动与富民增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其他条件更为重要。(2)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生产资源—人力资本—交通资源协同型”与“品牌资源驱动型”两类核心模式,低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包括“人力资本—品牌资源缺失型”与“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不足型”两类核心模式。(3)开发路径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生产资源优势突出,中部地区旅游品牌资源质量较高,西部地区则主要凭借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同富裕之路。研究结果丰富了旅游资源协同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范式,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山东省旅游景区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分析

以山东省16个地市的旅游景区资源及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错位理论”结合重力模型、回归分析法探究区域内二者空间错位现象,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协调山东各市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结果表明:山东省旅游景区资源重心与旅游经济重心均位于潍坊市;依据回归分析结果将空间错位化分为三个区域,旅游业空间同步区含潍坊、日照,旅游业空间优势错位区含济南、青岛等7市,旅游业空间劣势错位区含聊城、德州等7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