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视野下的政务信息资源开放

我国的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尚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创新空间。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合作治理,是其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要设计激励机制,克服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突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分配政府、市场、社会的各自责任,培育、营造和扶持有利于政务信息资源可持续开放共享的良好制度环境。

强化官、产、学体系中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我们处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要建设科技强国、创建创新型制度体系,需要学习借鉴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一切先进经验。中央层面提出“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这个新认识对于我们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有全面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局限于简单地进行产业扶持、建立科技园区或者出台规划方案,而是必须充分发挥体制优势。

论关系社会的治理变革

在我国关系社会中,国人有着丰富的利益表达和交涉实践。但是有效的权利制度装置的缺乏,导致这些实践活动要么依附于权力,要么蜕化为"角力",难以形成长效的权益保障机制。借助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可以从提升利益表达之公共品质的角度,提出规范公权力、构建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言。其关键是在维护关系网络平等交涉性的同时,切断权力与关系的短路苟合。

略论转型时期法律的作用——基于中国证券诉讼制度发展的初步分析

中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发展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在转型之初法律必不可少,其他社会规范能够替代法律的部分功能;但随着转型向纵深发展,利益群体的兴起将提出改革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此时为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应当认真对待法治化治理方式。

协商与基层治理体系变革--探索“行政民主”路径的可能性

在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行政体系内,民主协商的有效实施往往具有困难。广州同德围地区改造过程中的民主创新实践表明,通过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整合,在行政体系内外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协商网络,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在环环相扣的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可能建成一种不同于韦伯式封闭性、形式主义理性化官僚系统的“行政民主”机制。这种新型治理体系建立在网络化治理、民主辅助功能和扁平化决策的组织形态变革基础上,以自身的制度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优势协助普通群众实质平等地参与公共协商。

中国网络治理岂能“九龙治水”

在4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明确提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这次重要讲话精准把握当前网络治理问题,对于思考如何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指导性要求。长久以来,我国网络治理处在一种＂九龙治水＂的状态下.

以包容性技术路线助推数字经济

包容性技术路线是指提升劳动者群体、普通个人发展能力的技术实现路线;这种技术路线是嵌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而不是与后者脱节。近年讨论较多的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同时,出现增长停滞和不平等现象。究其原因,现在科技创新的技术路线是以一种孤岛方式存在于少数国家及少数先进产业领域,其扩展效益与扩散效益并不特别显著。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在劳动生产过程当中推进技术进步的主张,就是说,产业数字化、数产融合需要从产业、制造业实体经济角度,根据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来创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从顺德经验谈起:探索建立新发展格局的根本所在

顺德在全球化新趋势下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普遍难题。因此,顺德的改革举措对全国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把握当前国内外发展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统筹部署中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

创新职业教育、城乡共同发展与“制造强国”

当前存在的技能工人总量缺口和结构失衡问题,与我国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地位不高、体制机制僵化、教育培训内容严重落后有着较大关联。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要克服这种脱节状况,意味着职业教育需要想方设法融入生产运营和产业发展的循环之中。形成地方职业教育公共供给与地方用工数量相匹配的全国分布格局的基础,这可以让职业教育有更好融入当地产业生态的条件,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源头活水”。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革新,推动职业教育融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前沿,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职业教育,为从事制造业实体产业准备技能。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政策选择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崛起的治理挑战，究竟应该如何重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发展治理工具，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难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革。

公共数据牵引与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

数字技术革命的迅猛爆发,一方面激发了深刻变革治理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维护和巩固着技术能力及资本能力占优势的巨型平台的地位。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数字技术革命承诺的先进理念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主体。改变现状权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思考这种努力,其具体包含设置动态权益保护机制、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加强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验性等三项理论主张。广东省在开放公共数据领域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改变现状权的理论内涵,并有个案展现出赋能普通主体、推进共享式开放的积极效果。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表明,借助有效的创新性举措设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巨型平台垄断数据市场的现状:通过公共数据牵引实现数据要素共享式开放,为不同主体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同权益提供动态保护,培育可以深度嵌入数据共享式开放中的新兴市场主体,实验性扩展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便提升市场行为的丰富度和灵活性。

开放共享下的政务大数据管理机制创新

我国当前的分散化政务数据管理结构,一方面隐藏着阻碍数据开放共享和难以实施监督的缺点,另一方面又具有专业性和数据处理能力强的优点。各国实践表明,利用分散化网点收集超大规模数据的模式,正凸显其重要性。因此,不宜简单否定我国当前的数据管理结构,但需要思考如何克服其内在缺陷。流行的数据产权化管理思路不足以促进大数据发展。本文综合运用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建立一个有助于多元主体协同共享政务数据效益的"三-二-四"型数据管理机制,通过开放责任的设置和合法权益的保护来激励不同主体共同参与推进政务大数据的可持续性开放共享。

数字经济、参与式发展和技术路线可选择性——共同富裕战略的初步思考

兴起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一种精英化技术路线,研发及其产品应用不以满足广大劳动人群以及制造业等实体产业的发展需求为目的,目前成为美国国内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是在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理念下得以强调的,要求建设“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因此有必要在理念上明确技术路线的可选择性,激励探索不同于精英化取向的技术方案。实践中已出现某些非精英化路线的范例,其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值得发掘。

区块链技术路径下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决策责任机制变革研究

大数据使得公共政策更有条件实现科学性和高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决策的不确定性风险、控制风险、非民主化风险和碎片化风险。基于科层制自上而下的责任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的种种决策风险。本研究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能够推动决策责任机制的根本变革,形成多层协作、多头互联的公共责任机制,一方面确保公共决策能力通过信息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克服海量数据造成的各种风险,强化公共决策的民主性以及决策者辅助普通人发展的责任。

新治理模式下的变革:从政务数据信息开放到责任政府构建

政务数据信息开放政策并不"自然"引领责任政府的建设。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要求下,开放政务数据的责任不应仅限于"开放",更需要为不同的群体利用数据信息参与公共决策创造条件。我国的政务数据信息管理体制中存在着导致数据信息壁垒和需求压抑的结构性障碍,公共问责机制设计的焦点因此应集中在如何确保官僚体系更切实际地回应和促进社会多元需求上。在新时代,探索通过开放并且协助多元主体利用政务信息、培育有利于协商共治的民主问责主体、更有效地促进政府体系走向开放透明和负责任,是实现人民群众参与改革进程、分享改革成效的内在要求。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保护的责任”立场

综观克林顿政府以来的美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变化和政策调整,可以看出:随着近年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已经在逐步改变其倡导的单边行动的外交政策,转而寻求在国际合作中维持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依然受制于其内政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实用主义考虑,依然是美国决策者的首要关注点,因此能否成为有效推进"保护的责任"发展的力量,尚需进一步观察。

开放性制度的构建:理由及可能性

在法治获得政治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之时,如何具体构建法治及其他基本制度,是当前中国有识之士思考的焦点。近年来,有政治与法律研究者明确提出,应借助中立性、程序化的规则,在非政治(协商性)、非暴力(有序化)的框架内处理社会政治生活的争议。这个意见获得一般知识大众的认可,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问题 一个读书札记

这个题目是不是不通——民主国家就是讲言论自由的，怎么有“问题”了？ 通常认为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民主制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在“民”，国家以民权的保护者身份自居，国家的任何运作都不能离开“民权”而展开；另一方面，权利的保护依赖于国家，国家的引入，使得它有需要也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调控对权利的保护。

强化官、产、学体系中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我们处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要建设科技强国、创建创新型制度体系,需要学习借鉴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一切先进经验。中央层面提出“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这个新认识对于我们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有全面的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局限于简单地进行产业扶持、建立科技园区或者出台规划方案,而是必须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探索培育多元创新主体的制度路径,建立全面而有序的创新市场规范,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系统,以便能更大程度地激励多样技术路线的发展,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可选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