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的刑事判决样态研究

生态修复不同于生态恢复和恢复原状。我国刑事审判对生态修复判决的方法主要有补种复绿、修复生态环境、土地复垦、增殖放流以及间接修复。此类判决有案件数大幅度增加、修复措施种类繁多、方式灵活多样、刑罚轻缓化、可操作性强、诉求公权化等特点。刑事判决生态修复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生态修复的刑法性质是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判决中处于辅助地位。刑事审判中对生态修复的判决存在名称太多、多种经济制裁同时判决会加重被告人负担、对实刑犯判处生态修复会带来操作上的困难、罚金刑涵盖生态修复费不妥、监督没有完全到位等问题。应当通过将生态修复明确规定为非刑罚处理方法、规范生态修复名称、科学合理裁判、拓展生态修复工作机制等途径解决问题。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特色及启示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特别立法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极富特色。其所规定的环境犯罪、环境犯罪抗辩事由、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影响量刑的事项、刑法控制污染的其他配套措施等内容针对性较强,值得我国借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应加大刑事治污力度,借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犯罪惩治法》。

间接反证法在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的运用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为了解决证明上的困难,国内外立法和实务开始尝试运用推定方法,间接反证法便是其中一种。间接反证法是由不负有肯定事实存在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反证事实不存在的一种证明方法。环境刑事司法实务运用间接反证法有利有弊,故对这种证明方法应当进行适当的限制,否则会侵犯人权。

刑法“污染”概念之解析

刑法污染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将废物、有毒物质以及其他有害物质进行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致使环境媒介发生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等严重不利改变的行为或结果。刑法污染概念具有体现政策、入罪出罪、彰显价值等功能,其范围要小于行政法。刑法污染会损害土地、水体、大气、其他生物资源等环境要素,会侵犯人身权、财产权和生态环境权等刑法法益。刑法规制的污染源只包括废物、有毒物质以及其他有害物质,污染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或者达到某种程度的危险状态方可构成犯罪。

我国生态环境法律的历史演变与实施成效

生态环境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是法律代替环境政策的必然逻辑。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完善到完善,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环境保护法律为核心,以环境法规、地方性环境法规、部门环境规章为补充,以刑法为最终保障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环境立法三十多年来,国家通过推进污染治理、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强制环保主体执行环境保护制度,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生态环境法律实施成效非常显著:污染事故不断下降;公众环境诉求得到了及时解决;环境行政执法成绩斐然;环境刑事司法威慑力大增;环保督察效果前所未有。应当不断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使生态环境法律更好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我国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为遏制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加大了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司法实践中,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仍处于立案处罚难、取证难、鉴定难、因果关系认定难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案不移,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不畅;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有其现实困难;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司法鉴定体系尚未建立;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具有特殊性。应当通过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提升侦查取证能力、构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系以及合理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等措施走出司法困境。

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的重构

想象竞合犯是罪数形态中的一个难点问题。阐释了中外刑法学界关于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的不同观点;针对学界争执的三个焦点问题,评析了想象竞合犯有些情况下是本质上的一罪、有些情况下是本质上的数罪和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观点;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分情形进行不同的处罚:择一重罪处断,择一重罪从重处断,数罪并罚。

刑事违法抑或行政违法——一起非法采伐枯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的理性反思

村民宁翔浩在已取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但没有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了一棵已经枯死10年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樟树,被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认定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而被判处了刑罚。本文认为,枯死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失去了重点保护价值,不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范畴;宁翔浩非法采伐枯死樟树的行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宁翔浩的行为属于滥伐林木,不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而应属于违反行政许可的行政违法行为,只需对之进行行政处罚即可。

论我国土地资源刑法保护机制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土地,土地资源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在人口日益增多、土地日益减少的今天,土地资源的保护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也已经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保护土地资源。总体上看,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土地资源法律保护机制。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如何发挥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作用值得深入的探讨。

法律政策对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影响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有时极为困难。法律政策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可被法院援引作为判决正当化理由。法律政策会直接影响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价值、证明方法的选择、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程度、相关概念的解释以及刑事责任的认定。法官在自由裁量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可以适当考虑法律政策的需要。

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责任的实证分析

以11个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判决为蓝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其刑事责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司法机关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的判决基本体现了罪刑相一致的原则,部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针对判决中刑罚整体而言较重、在罚金和赔偿损失发生冲突时价值选择不明朗、植树造林判例太少、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必要等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司法对策。

论行刑衔接刑事优先原则及其在环保领域的适用与例外

不同领域的刑事优先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将刑事优先适用只局限于传统诉讼冲突中。行刑衔接过程中行政机关将刑事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优先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属于刑事优先适用范围。环境行刑衔接中刑事优先适用是一般原则,但在行政处罚决定生效、行政处罚必须先行、行政处罚是刑事处罚的前提性条件以及行政优先效率最佳时应当允许有例外。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人举证责任论要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基于公平、公正、效率等价值,需要改变传统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当让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不仅应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还需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

生态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理论的新发展

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刑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保障手段之一,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转向。理论上看,环境刑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方向正日趋成熟,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反思。环境刑法和环境犯罪理论探讨中,严格责任理论、因果关系证明理论、生态环境法益理论、环境伦理道德观等全新的视野正在刑法学研究中展开。

试论我国环境刑事政策

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资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保护环境资源的力度。政策手段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杠杆,环境刑事政策作为运用刑法手段控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惩治环境犯罪的策略和方针,近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环境刑事政策既是刑事政策,也是环境政策,既是立法政策、司法政策,也是执行政策,理论上对环境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可以指导决策机关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需要的方略,进而更好地运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

土壤污染刑事责任探究

土壤污染是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罪魁祸首。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土壤的行为进行惩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立法最重要的问题是责任的明晰。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土壤污染刑事责任应当有别于其他污染。在立法模式上,土壤污染的刑事责任应当既在刑法中规定,也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行规定。

对犯罪既遂形态逻辑关系的梳理

犯罪既遂的表现形态一直是学术界争执不休的问题,尤其对行为犯、危险犯的属性定位,由于学者立论视角的不同更是众说纷纭。理论的纷争直接导致司法的困惑。因而,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实害犯、举动犯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学术界亟需厘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