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依赖与产业增长——基于中国省区行业数据检验

本文基于2000-2007年29个省区的21个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设施依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并构建倍差(different-in-different)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优化配置问题。通过检验我们发现,交通、邮电信息类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影响不显著。进一步检验,我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存在配置扭曲现象,而邮电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优化配置明显。最后,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经营活动的跨国转移,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本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经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二,与其他投资动机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三,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创造"了国内就业。

外商并购是“创造”还是“破坏”了我国企业的市场价值

本文利用2004-2015年BVD统计的并购数据研究了外商企业并购对我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在公告日各窗口外商并购对我国被并购企业股票异常收益率的影响。通过事件分析,发现总体来看我国被并购企业获得了显著为正的异常收益率,但所有制、并购规模、支付方式、外资来源国和行业等差异会造成不同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国有企业、现金支付方式、欧美发达国家企业、高新技术和制造业等并购为我国企业创造了更高市场价值。然而,金融行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并购为我国被并购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此外研究还发现,并购双方行业相关性越大,为我国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越大;并购规模越大,创造的市场价值也越大;被并购前我国企业的市值越高,并购后创造的市场价值越低;被并购前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或经营效率越高,并购后我国企业获得市场价值越大。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外商企业在华并购的目标:“樱桃”还是“柠檬”?

文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可移动资源、不可移动资源和负向生产率冲击的简单理论模型进行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并购可移动资源丰富(生产率较高)和不可移动资源丰富(出口网络多)的企业为外商企业创造了更高价值;第二,并购遭受负向冲击的企业给外商企业带来的收益更高,即“趁火打劫”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1999~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外商企业倾向于并购生产率较高和出口网络丰富的目标企业,具有高生产率和广泛出口网络的企业在受到生产率负向冲击时更容易成为外商企业的并购目标。文章研究发现,外商企业在华并购的目标是优质资源,特别是遭受负向冲击的优质企业更易成为并购目标。因此,文章的研究为外商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选择并购目标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解释。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出口?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5—2007年1498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过检验本文有如下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二,与其它投资动机相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第三,与其它东道国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效应"最为明显;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第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出口的深度边际,也扩展了出口的广度边际。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进步

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问题，我们利用数据匹配法为2004～2006年761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通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1）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2）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投资不一定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3）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较大影响。最后，我们还计算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结论仍然稳健。

我国技术研发型外向FDI的“生产率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技术研发型外向FDI大量增加。这种技术研发型外向FDI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本文利用2005～2008年我国有对外投资的工业企业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FDI对其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利用数据匹配的方法为对外投资企业挑选了可供比较的对照组,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发现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FDI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通过检验"生产率效应"的滞后作用,我们还发现技术研发型外向FDI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倒"U"型;最后,利用偏向得分匹配计算了以对外投资企业为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非对外投资企业。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除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距离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经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 DI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我们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都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正向影响中国OFDI。

契约执行效率与省区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

契约制度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软实力”和“比较优势”。本文基于Acemoglu等契约与技术采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完全契约影响产业增长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契约执行效率对产业增长有积极影响，契约依赖密集型产业在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增长更快。在此基础上，我们用2000～2007年中国29个省区21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契约执行效率对产业增长有显著影响，契约依赖密集型产业在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增长更快。在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因此，提高地区契约执行效率，有助于缓解中国产业增长的地区差距，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通过检验本文发现:中国OFDI有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OFDI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显著影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不明显。通过进一步检验本文发现,中国投资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动机有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投资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其中技术输出动机明显。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投资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而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不明显。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数据,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率更高、资本更密集和规模更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出口越多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的方式;研发密度越高和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生产率高、资本密集、规模大、研发密度高且流动资产比重高的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方式的可能性大。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可转移优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进入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

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跨国的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70-2011年全球161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存量来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差异。如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高,反而降低了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但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述特征;从流量来看,金融发展深化和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将一国的法律起源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检验——以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其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第二,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其生产率不一定比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高;第三,就市场寻求而言,当地生产类投资的企业要比商贸服务类投资的企业生产率高;第四,投资目的国多的企业不一定比投资目的国少的企业生产率高。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更深层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特征。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

本文利用2004—2009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数据,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和资源对中国企业市场进入策略的影响。通过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做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生产率较高、资本较密集和规模较大的企业选择合资或并购;出口多的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中国企业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形式进入技术和研发资源密集的沿线国家,以获取沿线国家的"可转移"资源;"不可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进入技术和研发资源密集的沿线国家通过选择合资或并购的概率较高。在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好或制度差异大的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倾向于并购,但"可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倾向于以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制度差异大的沿线国家。给定沿线国家的制度和资源,中国企业基于异质性"优势"选择最优进入策略:在制度环境优越的沿线国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绿地新建,利润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合资或并购。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本文在Manova(2008)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投资方式,发现融资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于是运用2003—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中发生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融资约束相对较高的企业则选择绿地投资,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降低1%,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将增加2.51%;在不同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的影响有所差异,在商贸服务和生产型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而技术研发动机下,融资约束则不影响投资模式选择。

并购如何提升企业市场势力——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企业并购对一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企业并购引致的市场势力增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值得学术界关注。本文将2003—2007年汤姆森路透并购数据(SDC Platinum)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利用倾向得分加权估计方法,考察了企业并购对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的企业并购显著地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市场势力,与产业链上游的并购相比,企业在产业链下游的并购对市场势力的提升作用更强;②企业并购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市场营销资源的协同、研发和创新协同以及管理协同等传导机制提升了企业市场势力;③并购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也显著提升了生产率,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并购一定程度上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发现加深了学术界对中国企业并购如何影响市场势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解,也为中国利用相关法律规制企业通过并购而增强市场垄断力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企业异质性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企业的检验证据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对外投资决策的相互关系。除验证了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的传统理论外,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不一定高;第二,越有效率的企业不一定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但越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类投资;第三,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比其它类型的对外投资企业生产率更高;第四,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目的国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解。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方式选择

与直接出口相比,间接出口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但增加了出口的可变成本。本文首先在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下引入融资约束和多种出口模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融资约束的增加不仅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间接出口规模;第二,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的增加对企业间接出口模式和间接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不明显,但企业规模、经营时间、外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降低了间接出口的概率和规模。总之,融资约束的增加迫使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模式,以节约出口的固定成本,而这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