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发生地法主义”

单纯的不当得利发生地法主义,即以不当得利发生地为唯一空间连结因素的双边冲突规范,就立法沿革而言,只是个过时的立法主流;就立法模式而言,此项立法主义属传统冲突规范范畴,故带有传统规范自身无法克服的僵硬封闭之缺陷,需要借助共同属人法、法院地法、原因关系准据法来软化;而就其内涵而言,"不当得利发生地"这样的表达不够准确,其指向的连结点可以是损害发生地、利益获得地和原因事实发生地,而原因事实发生地最为合理。不当得利冲突规则至今在我国尚属立法空白,因此厘清不当得利发生地之内涵,并软化该连结点后,此项主义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论不当得利自体法

英美学者的"不当得利自体法"理论,主张涉外不当得利之债应由其自体法支配。在不同的情势下,自体法可以是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不动产所在地法、得利地法或不当因素产生地法。虽然学界对上述观点褒贬不一,但其对我国不当得利冲突立法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原因合同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地位与作用相匹配,而且可以解决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问题;不动产所在地法若随着物权冲突规则的发展而扩展至与动产有关的不当得利,则亦可避免因识别差异导致的准据法偏差;而至于得利地法,则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立法中得到体现。此外,鉴于不当得利制度的核心是得利原因之不正当,故将"不当得利发生地"理解为"不当因素产生地",并作为指引不当得利准据法的连结点之一,亦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WTO反补贴案件中条约解释方法实证研究

文法解释方法、整体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WTO各涵盖协定的具体方法。本文考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反补贴案件中对四种解释方法的运用,并通过对反补贴案件DSB报告的实证研究来归纳四种解释方法在运用于SCM协定时,诸如字典及其含义选择、上下文范围确定等方面的特点。

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利益”的判断标准——以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报告为例

“利益”是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本文根据加拿大和巴西的三起飞机补贴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关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利益”所作解释,归纳指出“利益”的判断标准是看其是否给接受者带来了较正常商业待遇更优惠的交易条件,而且不以政府净支出的存在为前提,并强调“利益”在补贴定义中的独立地位。

涉及私有化之“利益”授予问题实证研究--基于对美国反补贴规则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私有化之后,企业是否从原国有企业接受的补贴中获得利益,是反补贴领域很有争议的问题。WTO专家组和上诉机关在反补贴案件中,否定了美国的"伽玛法"、"归还法"与"同人法",同时也对涉及私有化的"利益"授予问题作了多处澄清。专家组的观点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解释中的上下文范围

按条约词语的“上下文”取义是解释条约的重要标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时，所圈定的上下文范围既可以小到某一个脚注，也可以大至WTO框架内的其他条约，其关键在于被解释词语与其他条文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条文结构和条款目的的分析，是判定能否构成上下文之关联性的最常用方法。

目的解释:WTO补贴案件中的辅助解释方法

在国内法上,由于采用目的解释方法往往会背离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与立法者的本来意图,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为法官所采用。但在国际法上,目的解释方法却是一种非常重要且常用的解释方法。

“辩诉交易”立法可行性的相对合理解读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 ,并为诸多发达国家所借鉴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司法现状基础上 ,一定范围内承认“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借鉴其来弥补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不足 。

“辩诉交易”的国际立法现状与我国刑诉程序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目前其因素已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状况基础上 ,可以比较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 ,并借鉴辩诉交易加以完善之。

再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案例法的视角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有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制度,但这一制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执法部门在实践中也没有用好这个制度。本文以新近发生的三个事例作为引子,提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的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其具有公众性、普遍性、客观性特点,内容上至少应包含平等、正义和秩序。

涉外民商案件模拟庭审双语教学设计

模拟庭审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涉外民商案件的模拟庭审包含模拟法庭与模拟仲裁,两者在适用冲突规范、庭审程序等方面又存在明显区别。文中五个案件已经应用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教学实践并取得较好效果。

有限合伙与中国东部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基于法学与经济学的双重思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东部民营中小企业的制度缺陷和发展障碍,接着着重阐述了有限合伙对这种制度缺陷和发展障碍的解决之道,然后分析了我国进行有限合伙立法的条件,最后在此基础上对立法的模式选择和制度设计做了较为完整的阐发。

论虚拟货币犯罪证据审查标准:基于浙江省24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虚拟货币以其去中心化、非依赖性、高度匿名性等特征成为盗窃罪、诈骗罪、洗钱罪等犯罪的工具,且涉虚拟货币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于虚拟货币定性模糊、犯罪过程复杂、电子数据取证困难、定罪金额认定标准存疑等原因致使涉虚拟货币犯罪治理收效不大。我国已明确否定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其财产价值,统一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义是准确、高效打击犯罪的前提。提前介入、全面审查上下游犯罪、从犯罪源头介入开展社会治理等前置性措施也是打击涉虚拟货币犯罪的重要途径。

论国际经贸协定的国企定义与中国因应

美欧主导的国际经贸协定尚未形成统一的国企定义,但基本上将“商业活动”与“实质控制”作为界定国企的核心标准。对“商业活动”的判定,可选择采用客观判定方法与主观判定方法;对“实质控制”的判定,主要围绕股权等多元化标准、“多数”“过半数”的具体量化指标以及“直接或间接”控制方式来展开。美欧主导下的国际经贸协定尚未完全肯定国企的商业属性,且国企定义呈扩张趋势,对中国国企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构成潜在阻碍。对此,中国在参与国企规则国际谈判过程中,应围绕上述两项核心标准,提出更为公平、合理的国企定义之中国方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中可受理性的“功能性搁浅”:问题及应对

可受理性在海洋争端解决中具有抑制强制程序扩张适用的独立理论功能,实践中这一功能无从发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践中,裁判机构对可受理性或敬而远之,或作时而严格、时而宽松的解释,造成可受理性“功能性搁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可受理性的外延不明晰,涉及请求国资格的可受理性障碍解释空间过大,是导致其“功能性搁浅”的表面原因。实效主导海洋争端解决的逻辑是可受理性“功能性搁浅”的根本原因。基于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明确覆盖的可受理性障碍可与管辖权异议一并提出,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以外国际法原则相关的可受理性障碍应单独明确提出。此外,衡平法原则偏袒小国的隐患需额外重视。

论属人法在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应用——立法比较研究与模式选择探讨

属人法是软化发生地法主义的选择之一,故可用于解决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冲突。债务人住所地法的补充适用、共同属人法的优先适用和作为"最密切联系"或"更密切联系"的考量因素之一,是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属人法的三种立法模式。而在"更密切联系"框架下共同属人法的补充适用模式,因其最具合理性而值得为我国立法借鉴。

反补贴语境下的国有企业定性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定性问题,本质是国有企业商业属性之争。这是中美等国在多边经贸规则立法和司法层面进行反复博弈的问题。美国主张将国有企业视为公共机构,因不符合对公共机构所作的条约解释,而未获得WTO上诉机构的支持,故其试图通过推动多边经贸规则的升级重构,将国有企业定性为补贴提供者的观点再次"多边化"。同时,美国主张从补贴受益人角度区分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建立补贴纪律双轨制。美国关于国有企业定性问题的观点和措施,尽管披有国际法外衣,但本质上是所有制歧视,中国应依托以WTO为核心、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加以反制。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私人投资基准: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的视角

在反补贴案件中,私人投资基准是判定政府投资是否带给企业以补贴利益的标准。在具体选择私人投资基准时,不宜设置股权比例的限制,也不可选择囿于沉没成本效应的内部投资者价格,更不应采用容易异化为贸易保护的结构价格。若无私人投资价格,可转而审查政府投资是否基于商业动机,但投资动机的举证责任由被调查方承担。符合关联性、中立性、逻辑性、专业性四项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商业动机的首选证据。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市场价格基准

市场价格基准是判定政府购销行为是否存在补贴利益的标准,从怎样的市场中、选择谁的价格,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从微观层面而言,基准价格的定价主体,必须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目的,基准价格不应存在任何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事实。政府价格与关联交易中的私人价格都不宜作为基准价格,但国有企业价格原则上应纳入基准价格的备选范围。从宏观角度来看,基准市场的竞争秩序,既不能被政府干预所扭曲,也不能受私人垄断或私人限制竞争行为的抑制。若个案中不能找到符合上述两方面标准的市场价格基准,调查机关可以通过分析政府购销定价的商业合理性,来判定其行为是否存在补贴利益。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商业利率基准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将商业贷款利率作为政府贷款与贷款担保是否授予企业补贴利益的判定基准。判定贷款的利益基准,应为企业可以实际从市场获得的商业贷款:其中的"可以"表示企业的资信状况符合获得基准贷款的条件;贷款市场的边界应根据货币币种来确定;贷款人是否国有,无关乎所提供贷款的商业定性。判定贷款担保的利益基准,是无政府担保时、企业可以实际从市场获得的商业贷款,此项基准贷款可以有商业担保存在,但补贴利益应为扣除企业支付商业担保与政府担保的成本差额后的、企业在有无政府担保的不同情形下,所支付贷款利息差额。特殊情况下,商业利率基准可以变通为其他币种的贷款利率或者结构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