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

秦代以身高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共识,但从已出土秦简内容来推断,身高并非一个独立的行为能力认定标准,而是年龄标准的有效补充。以身高标准为减免依据做出的案件判决都有其所代表的年龄标准为基础支撑,身高认定标准只有在需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特定人群量刑或者罪犯户籍没有明确年龄记录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这种将年龄和身高同时作为法律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区别情况使用的做法,体现了秦律严苛但不失科学性的特征。

汉唐之际“私铸钱”罪名法定化过程探究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私铸钱"曾经有过数次合法存在阶段,当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依赖私铸钱调整货币政策时,便以诏令的方式鼓励私铸钱大行其道;当私铸钱泛滥影响经济秩序及破坏币制时,国家会收回铸币权并以"盗铸"罪予以严惩。私铸常常处在合法与不法两极变动关系之中。唐代以系统性立法对私铸钱确立了法定罪名,唐律与唐格都将其定义为严重犯罪,通过立法固定了私铸钱的本质属性。

论大蒙古国时期的收继婚制度

收继婚是原始社会先民最古老的婚俗之一,在元朝,收继婚从习惯法逐步上升为国家制定法。探讨元代的收继婚制度,对揭示元代法律思想特征,研究草原法文化与中原法文化的冲突与协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西汉时期的法律传播研究

法律传播是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概念,指的是法律信息发布、接受、反馈等一列过程。完善的法律传播机制是使全社会成员认知法律规定,从而身体力行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系统且有目的的法律传播体系,但实际上的法律传播行为未曾中断。西汉时期的法律传播主要有"约法三章"、扁书、官吏传播、学校教育等途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奠定了古代社会绵延千年的法律传播模式基础,后代皆在此之上创新发展。

唐代嫁妆与罗马嫁资制度之比较

唐代嫁妆之俗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嫁资制度分别运行于大致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大陆,就嫁妆来源、种类、设立方式、权属等方面相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别。嫁资制度在法律层面更加完备,在罗马社会更有利于保护妇女财产权利,实现实质正义理念。唐代嫁妆则可操性更强,本家陪送与否、陪送数量、婚后嫁妆用途,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当事人意志自行决策,贯穿了封建礼教文化背景之下的夫妻情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