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复旦“社联”

我参加上海复旦大学的“社联”,为时较短,后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很快参加共青团(后改为抗青团),参加社联的活动就少了。因之,我对上海“社联”的情况知道的很少,记忆不多。但社联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是我的第一个革命指导老师,是我接受革命教育的第一课。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受当时逐渐高涨的抗日救亡高潮,和复旦大学共产党员的影响,由共产党员郑通隲介绍参加了复旦的“社联”小组。

回忆桂林《青年生活》

1938年10月间武汉沦陷,当时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机关——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经长沙向大后方桂林、重庆撤退。我在第三厅宣传处工作,长沙大火后,于1939年春到达桂林。桂林虽经日机轰炸过,但还不是日寇直接进攻目标,因此,呈现出一派战时畸形繁荣景象。由上海及武汉向西南后方撤退的许多机关、学校、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这里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