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主要争议点及各方立场评析

BBNJ国际协定谈判耗时悠久,历经6次政府间会议,已于2023年3月达成一致。尽管目前各方在多数条款上已经协商一致,但仍在少数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各方在谈判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维持技术和经济优势,欧盟及其成员国试图推行环境保护与先进经验,以及非洲集团等多数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平性与特殊需求表达。不同的立场带来新旧机制协调困难、标准不统一、适用规则冲突、各议题谈判进展不平衡等方面的挑战,导致达成有效协定受阻。一方面,核心利益差距仍需时间弥合;另一方面,共识有望随进一步的协商而逐渐增多。对此,需要积极参与BBNJ国际事务与合理发声,寻找BBNJ议题盟友,开展后续履约问题的预案研究。

应对海平面上升海岸实体保护国家实践的国际法律问题及启示

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海岸受侵蚀、海洋地物被淹没等情况。各国采用硬工程建设、基础设施改造、沉积物保护、红树林等生态系统修复、填海造陆和人工岛屿建设等措施保护海岸,以此积极应对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基线和沿海国海区界限发生的变化。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人工保护海岸线是公认的做法,但沿海国在具体实践中也要注意国际法律原则和义务,确保在合法合理地维护本国海洋权利的同时,不损害他国利益。我国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时,应利用合法有效的人工海岸保护措施维护海洋权益,合理利用填海造陆方式,合法开展岛礁建设和保护活动,建立和完善红树林修复保障体系,妥善处理海平面上升对海洋边界的影响,以及加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国际合作。

南海建立海洋和平公园的理论构想及其可行性探讨

南海海域具有较高的综合价值,但受到区域内争端与人类活动等多项因素的共同影响,目前海域内的环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海洋和平公园是一项兼具政治与环保目的,并且有望同时实现战略、治理以及规范三方面功能的划区管理工具,红海海洋和平公园即是该领域的实践先例,关于南海争议海域建立海洋和平公园的理论构想和讨论同样受学界与实践界关注。在南海局势不稳定性持续加剧、海域内生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背景下,创建南海争议海域和平公园面临一系列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只有在克服障碍、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海洋和平公园,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能。然而,就当前的争端解决现状、保护区建设水平以及潜在参与国的意愿而言,南海争议海域和平公园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权益争端与我国海洋权益的国际法思考

气候变化使北极在环境保护、国际航运和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价值凸显,以大陆架划分和航道管辖为焦点,北极权益争端持续升温,但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和相关制度仍存在不确定之处。我国应本着共同维护和促进北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尊重北极地区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北极气候变化与北极航道利用为参与北极事务的切入点和主要内容,依托北极理事会参与北极多边治理,保护和拓展我国在北极的科研以及航行等海洋权益。

关于建立国家海洋公园的法律建议

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公园包括国家海洋公园。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缺失、不清晰,使用混淆、专项立法缺失、相关法律规范的法律位阶低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内容不合理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已设立的国家级海洋公园进行整改,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模式、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基本内容、管理体制以及制定配套性规则,从而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建立国家海洋公园提供法律保障。

气候变化所致跨界损害赔偿问题简析

气候变化所致跨界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问题日益凸显,而目前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条约体系并不能有效解决该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国际法的无危害规则和国家责任规则在气候变化跨界损害和赔偿领域的适用性及借鉴跨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国际法惯例,探讨分担和转移气候变化所致损害风险责任机制。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海洋保护区工具价值的审视——以马来西亚在南海建立海洋公园的法律分析为例

促进海洋保护区建设合作是推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切入口,但是应当警惕,海洋保护区可能被寄予了超越其工具价值的政治期许。马来西亚在卢康暗沙“设立海洋国家公园”的举措,虽然以环境保护为名义,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加强对南海争议海域和地物的占有和控制。马来西亚的这一举措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海洋保护区建设普遍面临的矛盾,即在海洋保护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不断得到重视的同时,各国的利益分歧使有效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合作难以达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于海洋保护区实践,积极促进国际层面、争端海域中以及管辖海域内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合作。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历史考察

开发与保护是海洋战略的两个重要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到1994年,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偏重军事目的;1994年澳大利亚缔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2012年,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以经济利益为主,兼顾海洋环境保护;2012年澳大利亚提出建立新海洋保护区网络计划,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转为以环境利益为主,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

南海岛礁建设的国际环境法律义务解析

中国在南海地区南沙群岛海域的岛礁建设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并没有对岛礁建设活动的环境要求作出具体规定,却对各国施加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合作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由于公约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中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一般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论题将从国际法角度研判和解读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是否符合相关的国际环境保护的规定、需要承担何种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义务,为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2年后CDM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CDM项目最大的受益国,但是国际社会对CDM的运行及作用存在诸多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第一个京都承诺期期满的临近,国际社会展开了2012年后气候协议的协商和谈判,其中也针对CDM进行了若干调整。根据现有的发展状况,CDM可能具有在2012年后加以延续、重新定位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发展趋势。该发展趋势一方面会完善其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CDM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从长远来看,CDM对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局限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涉海环境争端解决程序之比较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做出了专门规定。同时,《公约》第287条规定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四种争端解决程序。这四种程序在解决涉海洋环境纠纷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梳理和评析《公约》框架下涉海洋环境案件,发现国际海洋法法庭无疑在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际法院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是并未处理过多的关于《公约》解释或适用的海洋环境案例。同时,仲裁法庭并未对环境因素予以特别关注,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影响力有限;特别仲裁法庭程序对涉海洋环境的争端解决意义也不大。

越南建设海洋保护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利用的重要且有效工具,并被各国所普遍采用。近十多年来,越南开始着手和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和其他东盟国家相比,越南的海洋保护区建设起步较晚,数量较少,但平均面积大,保护区的分类方式也较为特别。越南海洋保护区的立法和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保护区的效能。越南在南海争议海域建设海洋保护区的动作较大。中国应参考越南海洋保护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完善海洋保护区管理效能,对可能导致的中越南海争议激化保持警惕,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促进中越蓝色合作。

中缅边境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近年来,云南经济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契机。中缅边境地区生态环境条件优渥,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边境生态环境法律的缺失和不足、执法面临困难等原因,中缅边境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面对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两国立法,建立中缅边境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提升中缅边境地区环境执法能力等措施,解决该地区的环境问题,保护该地区生态环境。

日本海洋自然公园的立法与管理及其启示

海洋自然公园是日本海洋保护区的一种重要类型,兼具生态旅游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日本海洋自然公园的法律依据立法层级较高,包括综合性和专业性立法。在海洋自然公园管理中,日本涉海政府部门协调合作、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并以海洋自然公园管理计划为日常管理的重要依据。从整体来看,日本海洋自然公园更注重发展旅游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受到限制。日本海洋自然公园立法与管理经验给中国的启示是:在海洋自然公园建设中,应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核心,采取分区管控模式,提高海洋自然公园的立法层级,完善涉海政府部门协调管理机制,促进多主体的积极参与,制定并及时更新海洋自然公园管理计划。

美日建立入海污染物排放管控机制的经验及其启示

实施入海污染物排放的严格管控,在海洋污染预防、控制以及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和日本等国采取了不同的入海污染物排放管控手段,并基于此形成了理论和实践联动的海洋排污管控机制。从美日海洋排污管控的理论和实践来看,立法是建立入海污染物排放管控机制的前提,协调实施“命令和控制型”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排污手段是保障机制运行的基本内容,引入评价与监督制度是建立完善机制必不可少的环节。

有关循环经济下农业政策法制建设的探讨

如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潮流和趋势。在中国,要想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在各个产业逐步建立起与之相支持的文化、法律、政策、经济和生态体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建设,无论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和循环型社会的形成还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现阶段农业政策法制状况出发,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讨在农业方面实现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完善中国农业制度来适应这一新兴理念。

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现实成因、法律困境与解决路径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规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缺乏统一性与联系性、养护主体多元且分别独立运作、各种养护对象相互割裂三个方面。相关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现实成因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的复杂性和交叉性、《海洋法公约》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现有机制间的合作与协调效果不佳。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导致了框架性公约的适用范围争议、部分规则与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存在较大主观性,不利于海洋环境整体目标的实现和争端解决,还会影响BBNJ国际造法新进程。为了应对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困境,应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机制,促进国际合作,明确《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适用范围,并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完善ABNJ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

共同开发中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定与适用

海上共同开发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然而目前大部分的共同开发协议仅对海洋环境保护做一般性规定,这使得共同开发中的环境问题的处理面临具体法律适用缺乏确定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不利于海洋环境损害预防和海洋生态保护。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以及尼日利亚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之间的合作实践是进行争议海域环境保护的良好典范。建议借鉴其共同开发协议中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充分运用环境管制手段,结合共同开发海域的区域特殊性,制定操作性强的法律规则,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关于旅游景点门票价格正当性的探讨——以“北京旅游景点门票上涨”为中心析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

以北京旅游景点门票上涨的决定为中心,对中国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景观门票价位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探讨;同时通过借鉴和比较国外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营方法,分析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

中国应对海平面上升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国家实践与经验

海平面上升影响国家安全,各国亟需应对持续的海平面上升对人类整体的威胁和冲击,包括国际法理论的冲突、全球海洋秩序的维护等。现有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国家实践包括:保持基线和从基线量起的外部界限的做法,制定相关规划战略和政策,采取人工与自然方式保护海岸线及其他配套措施等。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国家实践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存在资金不足、技术有限、公众参与不充分、传统应对措施弊端等问题。根据SWOT分析法,明确中国应对海平面上升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与挑战。基于中国国情,需科学评估和预测海平面上升的进展及影响;加强海平面上升应对规划和制定有关海岸保护的法律规定;在考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优化应对海平面上升的保护措施;积极推动各利益主体参与,以及通过经济、科技等手段,逐步探索和完善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对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