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主义角度看“五四”以后的爱情悲剧——以《伤逝》及《青春之歌》林道静与余永泽为例

“五四”以来,个人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其两大基石——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人。个性主义色彩在《伤逝》和《青春之歌》两位女主人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彰显,而她们所经历的爱情悲剧中也能找到个人主义的作祟。《伤逝》所刻画的爱情悲剧中主人公涓生便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以往的研究对《青春之歌》余永泽和林道静的爱情悲剧归因中倾向于抨击余的私欲,却忽视了林道静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功利主义诉求。且林道静更进一步地体现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歧与皈依。试图探寻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背景创建后传入中国的个人主义思想该如何进步地生发在国人身上,及文学创作中该如何理性地对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通与分野的答案。

论《包法利夫人》中钟声与爱玛的关系

听觉叙事,指叙事作品中与听觉感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本中,“钟声”,及“钟敲”“钟响”等词出现近三十次,几乎全部的钟声均为女主人公爱玛所感知到的。钟声的频繁出现绝不只是简单的机械设置。本文试探究频繁设置的“钟声”与爱玛的关联,从钟声的功能、特质出发,分析其与爱玛的行为选择,发掘行为选择对情节发展的直接影响;结合钟声巧妙的设置节点,探寻钟声对爱玛内心世界和生命追求的反映与象征。把握好钟声出现的意义可以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更具象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