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权利与美国宪政历程

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宪政史上三个阶段中宪政实践,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在美国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处置上首先是权力和谐,而且得先妥善处理联邦政府之权力,然后才是联邦与州的权力分配;在所有权力归位时,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才是现实与可能的,还有就是公民权利保障的程度与国家经济状况有关。这一观点或规律对认识中国现代化宪政肯定会有大助益!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破立”之博弈解读——以S省M市中院239件一审刑案为视角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属于明确被拒绝的范畴。然而,其却一直存在,并广泛运行于司法实践,还呈现出诸多特点和规律,如死刑案件达成和解比例越来越高,赔偿金额逐年增长,赔偿金额与量刑刑种、刑期呈反比等特点。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对其也应予以规范和完善,如成立国家赔偿专项基金,补足低于法定赔偿金额的案件,将超出法定赔偿金额的部分收归国有等。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只有在"破"与"立"的博弈中才能寻找到其最后归宿所在。

试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础

中国学界对法律共同体的考察常常局限于宏观描绘。对不同法律职业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他们面对同一个法律纠纷的世界,但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对纠纷世界的关注点和理解方式都不同。而法学教育则是法律共同体的形成的基础。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当下学者们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现状,对他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他们以内容连接两者关系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研究方法,或者只重视权力或者只重视权利。另外,笔者还深入分析其中浸透的方法论,从而提出前述研究方法从科学客观的立场出发,可以提炼出一种以权利宪政为视角的方法,只不过,在这里,他们将方法论等同了本体论,导致了更为深刻的缺陷,不仅仅停滞方法论,也让本体论的知识与视野固化。最后,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即以权力宪政的方法分析刑事诉讼法,并以侦查程序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可能形成的新研究视野与知识、理论创新。

试论中国量刑程序的基本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量刑程序的本质缺乏梳理。当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其本质不在于限制法官权力,而在于赋予权力以实现量刑个别化。在今日,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则主要是信息社会的结果,更在于它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司法不独立,量刑问题才成为一个真问题。而解决之道,量刑程序的诉讼化构造不仅仅要指向刑罚个别化、限制法官权力,更在于限制检察官权力乃至更为宏观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进而实现司法独立。舍此,我国的司法改革必然失败。

人之发展与法的规制

从技术上说,人有三个基本属性,即生死、财产和性。当代社会与初民社会在这三方面有不同侧重,在初民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是"家庭——国家"同构关系,在当下则是"公司——国家"同构关系。中国的法治、甚至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家国同构,走向公司与国家同构,至少在经济领域应该如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以人为中心,以实现人内在三大基本属性为主旨;在创设各种新的组织以及随附而来的法律规制中,必须贯穿上述理念。

转型社会刑事侦查权的限度——以民国政府时期贩毒案为中心的分析

通过对1928年一件鸦片毒品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国政府时期刑事侦查权的有限性特点。这里的有限性不同于权力本身的有限性,而是不同宪政体制下的有限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司法改革

通过梳理1949年以来的中国司法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从宏观上看,三轮司法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却遭遇改革之瓶颈。从微观上看,具体司法事件之解决不仅仅需要具体司法体制之完善,更需要关注宏观上的司法体制改革。简单地说,我们不仅仅需要低头关注具体问题,同时也要抬头关注主义(即改革方向)。以此观察《决定》文本,可以看到其对已经展开的司法改革遇到的问题均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当然,也要看到《决定》与中国司法实践还有很大距离,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中的侦查制度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自1995年出台以来,并没有任何修订,2012年版《刑事诉讼法》为审视该规定提供了一个机会。与2012年版《刑事诉讼法》对照,虽然其已相当落后,但是如果以单行法律规定评价的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基本框架的确立,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却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制定一部全新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以涵盖既有成就,并兼蓄法治国家对未成年人在侦查程序中的经验,更有对中国司法经验的最新总结。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总则》

通过重构《刑事诉讼法·总则》,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权力主体从事刑事诉讼行为时可能受到的限制、诉讼主体可以凭借的工具。第一部分是在宪政视野下的分析,其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现代性因素非常多,权力分配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第二部分,涉及对权力主体的各种限制本身可以增加司法机关判决的可接受性,可以提高司法权威;第三部分,分析了刑事程序参与者可以凭借的各种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其暗含的一些瑕疵、甚至缺陷,如不赋予法官独立权,仅仅赋予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权。

浅析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

对方流芳教授4篇重要的关于法学家教育的文章进行两方面分析:其一,从法学教育本身的观点入手得出这么一个观点,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失败;其二,从研究法学教育的方法入手也得出一个结论,即从法学教育外部,也即在中国语境下从法律职业视角思考法学教育,才能更深刻地反思中国法学教育。

未成年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以S省M市为例

通过对S省M市两级法院2010-2014年五年间所处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集中在侵财等少数类型犯罪,且再犯率较低;未成年人犯罪是中国社会转型、家庭转型和教育滞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控未成年人犯罪,应注意改善未成年的人成长环境;处置犯罪的未成年人,注重运用刑事和解方式。既有益于将损失降至最低,又有益于促成犯罪后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再社会化。

法学研究的述而不作与剽窃——解读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

《论剽窃》一书蕴含了逐字逐句的抄袭、述而不作的编辑、创造性的模仿三种。如果加上原创形式,则构成从抄袭到原创的全景图。我们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可以发现它也是作文、学术过程的全景图:一、二种"潜伏",第三以书评方式出现,第四是原创。最后,根据这点考察中国当下则结论为博士毕业后开始学术是最佳时期。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以陈某、张思某组织卖淫罪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卖淫类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两大罪名,应从组织、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本两个层面分析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变迁和在当下应该有的界定和范围。或者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将其作为组织卖淫罪之共犯、从犯处置,或者明确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两罪中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之界限、范围。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文本考察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有三个文本。经过10余年的立法发展、司法实践,《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3]7号)》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文本,其确立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贯穿于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但也存在缺陷,如专家化程度不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诉讼权利保障上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当其在法治框架下审视的话,《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三个文本也体现出权力主导特色。

试问中国法学院何处去?——以案例教学法在中国语境的遭遇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梳理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国法学者对该教学方法的态度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到它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组织编撰案例教材(从而引发的案例教学法)的阶段;第二阶段,何美欢教授主导的案例教学法。通过检讨这两个阶段的得与失,提出案例教学法如果还要在中国继续实践,则必须实施严格的、英美法意义上的普通法方能达到教学效果和法学教育改革在这方面的目的。

历史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及其诉讼程序

通过梳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及其诉讼程序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和严格责任制度,传统社会并无特殊的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而是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放置于同一诉讼程序,并采取同罚制度。其次,工业社会以来,儿童、未成年人犯罪始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成为国家治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在理念、行为和法律、刑罚等各方面应对该问题。最后,当发展到"儿童消逝"阶段,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已呈相当复杂状态,需要区别对待犯罪行为和不良行为,但无论是哪一种行为均需:一方面要挽救、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惩罚,而且即使是惩罚也没有忽略对其挽救与教育。

涉诉无理信访及其治理——以S省M市涉诉信访的实证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涉诉信访工作已成为法院的日常事务之一,却缺少对此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其的实证研究。我们在借用其他学者对信访研究的分类概念,将信访分为(涉诉)有理信访、(涉诉)无理信访和(涉诉)商谈型信访,以实证方法深入讨论涉诉无理信访问题。通过分析,法院中处理(涉诉)无理信访案件的两种程序均无法实质上终结案件,究其原因有三:中国人的权利观、诉讼观和纠纷解决观在转型时期的错位,信访人的基本特点,行政命令性的"维稳"政策。最后,我们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三条建议,即转变当前的"维稳"政策,加强公民教育和对无理信访案件的宣传,同时也应通过一种"仪式"方式回应已经在法律和(法院内部)程序上终结的信访案件。

英国宪政中的知识与智慧——以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为素材的分析

通过《自由大宪章研究》一书,我们可以离析出英国早期宪政的三个因素:封建即契约、契约下的自治,契约冲突的解决。这一契约在性质上主要属于政治契约,在于规范国王与贵族。当生产力发展之后,经济契约向全社会扩张,其所要求的政治权利与中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政治契约一起融合为新的社会契约、近现代宪法契约。

司法权威与人性尊严——以李昌奎案为中心的透视

如果关注近期有影响力的刑事案件,我们就能够看到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对立立场的现象。当我们深入分析李昌奎一案各方涉及者,它蕴含两种对立,法院与网民对立和部分法学者与网民对立。如果再究对立的根本原因,即司法独立缺失导致了司法权威与人性尊严的对立;而解决之道,就在于坚持走司法独立之路以树立高程度的司法权威来保障人性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