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地位的历史演进

中国小说的地位一向为人轻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不入小说于九流,虽列十家之末,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自魏晋南北朝到明清,小说从羽翼经史到远胜坟典而有了史的地位。近代,梁启超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使小说摆脱史的束缚而为政治服务,小说的地位骤升。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了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正宗的命题,小说终于回归自身,真正确立其文学的地位。

郁达夫对战时日本文化的批判

郁达夫于战时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郁达夫认为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抄袭”,缺乏创造性。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文化也走向倒退。作家堕落,作品内容趋于反动,文化生活十分空虚;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使日本成为毁灭人类文化的敌人。然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隋唐之时曾“开发倭夷”;将来“建设东亚新文化”,责任也还在“我们的肩上”。

张君劢好心的意外结果——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新一种解释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研究其生平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几乎所有的徐志摩传记作者及其研究者都认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是由于林徽因的出现,使徐志摩做出了与张幼仪离婚的决定。而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正是张君劢的好心,催促帮助张幼仪出国与徐志摩团聚,才导致了出乎张君劢意外的结果,即徐志摩与其妹的离婚。而根本原因则是徐志摩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要有"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挑战""传统习俗"的叛逆思想。

论《铁木前传》的悲剧性

孙犁的《铁木前传》不是完全的悲剧小说,但有着浓郁的悲剧性。从其悲剧形态、悲剧内容、悲剧价值可以看出,作家对人生、对人性、对青春深沉的哲学思考,对小生产者偏狭自私的性格、对几千年“传统习惯”的批判,表明了孙犁在创作上现实主义的深化。

郑子瑜先生的郁达夫旧体诗研究及其贡献

郑子瑜先生是一位国际著名学者,新加坡汉学大师。他还是郁达夫诗词研究专家。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达夫诗词集》,最早进入对郁达夫诗词的研究,开拓了郁达夫诗词研究这一新的领域,使得对郁达夫的研究走向全面;他开启了郁达夫南游诗主题研究与郁达夫旧诗考证研究的先河;他提出的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说为著名学者蒋祖怡、王瑶先生所认同;他在国外的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广泛地传播了郁诗。郑子瑜先生在郁达夫诗词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镇,是一座高峰。

近三十年徐志摩传记作品述评

有关徐志摩的传记作品,在近三十年中已有数十种之多。这些传记作品有严肃的,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徐志摩其人其文;也有粗滥的,对徐志摩的风流韵事往往凭空编造,捕风捉影。无论从出版还是从研究来看,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此,文章拟对近三十年来有关徐志摩的传记作品作一概述性的分析与总结,以期使徐志摩研究能更深入地发展与进一步地提高。

郁达夫南洋散文初评

郁达夫南洋时期散文分为记游、记事、记人三类 ,这三类散文贯穿着“一切以抗战为中心”的共同主题 ,充满时代气息 ,是其散文创作中极富有思想性的部分 ;在艺术上也由早期的主观抒情趋向于客观的写实 ,其创作的量虽少 ,而仍有值得注意的价值。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从《左传》录诗看孔子是否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司马迁首言在前，孔颖达怀疑在后。宋之后，争议遂起，延至近代。今人夏传才先生断日：孔子是否删诗，“在没有发掘出新史料的情况下，哪怕再争论八百年，也是搞不清楚的”。以此止息纷争。话虽不错，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认为，在没有发掘出新史料的情况下，可以从《左传》入手，来考察孔子是否删诗。

郭沫若从事编辑活动综述

郭沫若从事编辑活动综述蒋成德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也继续了鲁迅先生未竟的事业。他是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学者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这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作为一个编辑家，像鲁迅那样，用编辑报刊书籍的特殊方式向反动...

谈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场诗争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郭沫若的《女神》非常推崇,然而对其《重过旧居》一诗则提出批评,认为他的"泪浪滔滔"夸张失实,是"伪诗",遂遭到成仿吾的回击。徐志摩因不了解郭沫若创作此诗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更没有体验过生活"重大的变迁",因而其批评是失当的,也不合诗学批评的原则。之后,两人虽有过互访和互宴,但终因志趣不同、思想分野而分道扬镳。

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百年史述

关于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已有100年历史。这10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从1914年创作伊始到1945年郁达夫殉难为第一个时期,从1946年纪念郁达夫逝世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为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为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结束为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改革开放到2014年整百年止为第五个时期。每一个时期由研究的程度与范围又分为若干类。这100年中,郁达夫旧体诗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小说、散文鼎足而三。概括总结100年来郁达夫旧体诗研究的经验与局限,可以为未来的郁达夫旧体诗研究明确前进的方向。

从金本《水浒》比较鲁、胡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与胡适共同研究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就古本之有无、评点之得失、腰斩之功过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古典小说研究者艺术鉴赏上的差异和思想观点的高下。

郁达夫南洋时期文学思想简论

郁达夫在南洋时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抗战之时文学应与政治紧密联系，要以战事为主要内容，大力提倡反映生活及时的报告文学体裁。文人要以中外优秀作家为榜样，在民族战争中培养人格。

徐志摩传记作品若干事实辨正

有关徐志摩的传记作品,已有数十种之多。这些传记在描述徐志摩一生的浪漫经历与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与事实不符或表述不当的问题。"志摩"一名用于何时?张君劢与张公权,到底是谁"发掘"了徐志摩?是否徐志摩送张幼仪去德国求学?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是否因为林徽因?是胡适主持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吗?文章就这些问题根据相关资料进行辨正,以期对徐志摩研究、对徐志摩传记的创作提供参考与确证。

郁王离异的思想根源

20世纪40年代,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是震动文坛的一场大悲剧。关于他们离异的原因多说是第三者的插足,很少有人从思想上去分析探究两人离异的根源。事实上,在郁达夫一见钟情于王映霞并开始追求时,两人思想的差异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文章即从郁厌虚荣,王慕虚荣;郁恨黄金,王爱钱财;郁欲隐居,王喜热闹;郁憎做官,王羡做官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指出两人志趣相悖,追求不一,互不理解是其离婚的主要原因。郁王离异是郁达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探究其离异的思想根源,对研究郁达夫的心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化思想

郁达夫于抗战后到南洋主要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其文化思想表现在:一、民族文化不亡论;二、抗战建国,重造新文化;三、文化的继承吸收与沟通。其特征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魄力与胆识,又有深度与力度,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盛成徐州劳军史实钩沉

盛成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3岁即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辛亥三童子"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初,盛成结束留学回国,正是"国难当头"之时,遂即投笔从戎。抗战爆发后,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大捷,盛成与郁达夫一起到徐州劳军,写下了最原始、最直接、最详实的《徐州慰劳报告》。盛成的徐州劳军具有不应被忘记的功绩。首先,是盛成最先与史迪威相遇才有后来的郁达夫之功。其次,是盛成与郁达夫合作的徐州劳军工作报告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第三,是盛成的《徐州慰劳报告》可以载入史册的不朽价值。

从金圣叹评《水浒》看其创作思想

金圣叹评点《水浒》提出三点创作思想 :一是劝惩观 ,二是娱乐观 ,三是发愤观。在其序与评中金圣叹着重于劝惩 ,而否定了发愤 ,而娱乐观又为其实用目的所消解。金圣叹评《水浒》表达的创作思想虽立三说 ,而并未阐明三者之关系 ,所以也就未能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