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与〔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

〔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修,刘寿曾、张铸、汪士铎等士绅参与编纂,首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方编修的第一部南京志书。书中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等15幅舆图,图的数量及质量,在清代南京方志中,显得尤为突出。晚清实测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在中国推广,〔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亦呈现出这种趋势。

生机与雅意:中国花鸟画从古代向当代的转化

中国花鸟画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见端倪。在后来几千年的时间里,花鸟画家们点点滴滴地演绎着花鸟画的历史及其承载的生机与雅意。"生机",生命力,是花鸟画核心之所在;花鸟画进入当代社会,画家们通过关注当代精神和取法客观对象,使得当代花鸟画具有了新的面貌。"雅意",雅致的意趣,也是其象征性所指,乃花鸟画被赋予的重要功能。然而,花鸟画史上的多种隐喻意义都因特定时代而生,时至今日,情况已经不同,当代画家们则抛开了那些带有时代烙印的部分,正继承了花鸟画那些"弦外之音",并将之发展开来。

周亮工与清初南京文化——以陈开虞本《江宁府志》的纂修为例

周亮工在明末即与南京地方文人交往频繁,鼎革后仕清,至康熙初年,已经拥有不凡的政绩和社会地位。在清初文化重建中,他运用个人的交游网络,联系遗民张怡与高岑,使他们参与到康熙初年官方工程《江宁府志》的纂修中,促进了这部地方志的顺利出版。通过对《江宁府志》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贰臣"周亮工结合起了由明入清的地方文人与新的政权,缓和了南京紧张的文化氛围,使遗民与官方的合作成为可能,二者共同塑造了清初南京的城市文化。在明清之际,面对朝代的更迭和由此带来的诸多矛盾,以周亮工为代表的"貳臣",扮演了协调冲突的中间力量的角色,成为新王朝建立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徵明兰花图的艺术风格及传承关系

“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画兰花非常著名，他的兰花图传世众多。本文通过存世的兰花图，归纳总结出文徵明兰花图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同时，通过文献与图像资料，考证出文徵明的兰花师承赵孟坚与郑恩肖，并糅合了二者风格，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兰花图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康熙《江宁府志》(陈开虞本)对凤凰台的重塑与清初文化重建

凤凰台为南京城内西南隅的一处文化景观,康熙六年(1667)开始纂修的《江宁府志》中,出现一段万历间李昭于凤凰台掘得阮籍墓碑的记载。在此之前,阮籍墓鲜少被与凤凰台联系起来。晚明姚旅《露书》中记载这段文字,到清初顺治年间,凤凰台第一次重修时,周亮工将其引用在《赎凤凰台募疏》中。康熙六年(1667)第二次凤凰台重修时,周亮工成为文坛领袖,募修凤凰台是《江宁府志》编纂者希望强调的工程。于是,《赎凤凰台募疏》被《江宁府志》收录,阮籍墓成为凤凰台新景观。通过对凤凰台文化意象的重塑,清初政府完成了新王朝政治力量向文化景观的渗透,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确认。

明代晚期书画市场与士商关系

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繁荣,奢侈消费渐渐兴盛,在文人的引导下,书画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书画交易也随之兴盛。书画市场中存在的交易形式相当丰富,书画商人、游商以及牙人在书画收藏家间活动频繁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出现了许多书画市场。文人在书画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简单的购买者,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书画市场中,他们出售书画藏品、在书画交易中担任掮客,甚至制造书画伪作。这种种现象,都显示了明代晚期文人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与融合。

中国花鸟画的生机与雅意

无论是工笔花鸟还是写意花鸟,从本质上说,都力求塑造对象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宣和画谱》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揪敛,则葩华秀茂,见于百卉众木者,不可胜计,其自形自色,虽造物未尝庸心,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山水画富于哲学意味,人物画追求气韵,与之相比,花鸟画则以其极富艺术情趣的画面,传递着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借助形象传达花鸟世界的勃勃生机。《唐朝名画录》《后画录》《历代名画记〉中,"诚为酷似""尽其形态""毛彩具妙”“造神极妙”等评语均强调写实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画家们对再现花卉禽鸟自然样态之技能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