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以市级专利代办处设立为例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8—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将市级层面专利代办处的设立作为拟自然实验,采用跨期双重差分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具有时间持续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创新能力高于一定门槛的企业,方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时提高成本加成率。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可以提高创新能力,降低企业竞争程度,从而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提升。

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

本文基于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动态变化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使用多期倍差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本文证实,外资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外资流入将在短期内引起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和长期中间品供给扩张效应: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使得一部分本土企业原先的本地采购被挤出,进而转向进口市场,导致其出口DVAR下降;长期来看,外资流入产生的中间品需求刺激上游行业产能扩张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促使本土企业采取进口替代,进而抵消其对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反映了外资流入冲击国内中间品市场、进而撬动上游行业扩张的动态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种现实体现。

中国R&D结构对生产率影响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1998—2011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执行部门和类型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R&D投入总体上会显著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但根据R&D执行部门和R&D类型的不同其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执行部门R&D的效果比较中,工业企业最强,余下依次为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在不同类型研发活动比较中,试验发展的效果最强,余下依次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R&D投入结构调整和研发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大空间。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量化及国际定位

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已与法国相当,并已超过了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地区,我国股市发展水平比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差,但较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强。

可转换公司债定价问题研究

以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期权定价公式刻画认股权的价值,可以方便地对可转债券价格进行标准的比较静态分析。但是,这种分解在定价实务中的应用价值并不大,甚至可以说会使人误入歧途。分析表明,二项分布模型能更为灵活地处理可转债中的各种复杂条款。

微观层面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

自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确提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后,学者们针对FDI的溢出效果、影响因素等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吸收能力角度入手,分析了我国技术能力、市场结构等微观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为我国在引资过程中如何提高FDI的溢出效果提供了理论参考。

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一个模型分析

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机和R&D融资地位的影响,进行了简明的理论分析。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本文首先推导了跨国公司提升或者遏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机的市场条件;接下来,在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中,分析了跨国公司参与国内竞争对国内企业R&D融资能力的影响,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往往会恶化国内企业R&D融资能力的结论,本文同时也讨论了跨国公司技术扩散效应等影响因素的作用。总体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国公司带来的竞争冲击将会弱化我国企业的R&D动机和能力。

博弈论如何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近年来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写了微观经济学，主要体现在寡占理论的重塑和信息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两个方面。本文首先介绍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基本结构和分析方法，随后分别就现代寡占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思想和一些重要结论作了简要评介；最后，讨论了博弈论中较强的“理性人”假设及其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本文认为，鉴于博弈论模型涉及的技术复杂性已远非通常意义上人的理性所能胜任，即使作为工具性的分析手段。

专利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创新水平

本文以1999—2003年我国专利试点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倍差法考察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专利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产生了长期可持续的积极影响,不仅显著提高了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还显著提高了新增发明专利的总体质量;虽然程度不同,但试点城市中的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创造力均有提高,专利申请"老手"和"新军"都提高了其专利质量。进一步研究表明,专利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相关城市政府研发投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提高专利代理服务水平等渠道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创新激励中互补性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发现对我国专利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冠疫情与中国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影响和展望

本文基于PitchBook数据库最新数据,就新冠疫情对我国数字经济对外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短期的统计分析和长期发展展望。研究发现:疫情在国内发展阶段打击了国内投资机构的资金募集能力,短期内重挫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外投资;随后由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迅速控制而在海外急剧扩散,长期来看我国企业和投资者在全球数字经济投资市场将占据一定的竞争优势,并在疫情后期显著提升在全球的投资份额。值得警惕的是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因疫情进一步恶化,这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数字经济大国的相互投资带来极大的障碍。根据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

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蒋殿春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Ｋ·Ｋｏｊｉｍａ）及其＂小岛理论＂，在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他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思想作一简要概述和较为深入的分析。一、小岛对外...

可转债条款、公司监督机制和证券市场发展

一份兼顾债性和股性平衡的可转债契约,不仅规定了发行者在存续期内满足投资者换股要求的义务,同时也规定其一定的本息支付义务。后者对企业管理层优化内部资金配置效率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同时还有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在目前股票二级市场内部缺乏对上市公司有效的监督机制的背景下意义十分重大。但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具有明显重股轻债的融资偏好,这会促使它们利用发行条款设计消除可转债债券特性,逃避市场监督。因此,为了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对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条款的进一步规范将十分必要。

东道国市场进入壁垒: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战略意义

本文在Dixit (1980)模型的基础上，推导了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市场形成的进入壁垒效应，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产品出口厂商无法象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因素消除潜在竞争压力。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海默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消除竞争”的论点构成了新的论据。模型显示，由于国际市场仍然存在自然或人为的贸易障壁，在相关市场内沉没成本对未来的竞争模式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成本和技术选择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应与这些国家国内技术发展水平、投入要素相对价格、消费者收入特征等技术支持要素相适应 ,而不同类型的技术引进对相关厂商的经营业绩、学习效果和未来技术竞争能力等各方面的影响都不一样。虽然国内厂商因竞争压力有追求最高最新技术的趋向 ,但这些技术在引进后产生的总体利益却可能与其较高的引进成本并不相称。适合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国技术应该是那些与国内技术水平差异不太大、接近于标准化或准标准化的新技术。国内的有关政策应当对厂商的进口技术选择作适当的诱导。

“寡占反应”和“交换威胁”: 威胁的可信性及原理拓展

“寡占反应”和“交换威胁”：威胁的可信性及原理拓展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蒋殿春一、“寡占反应”和“交换威胁”理论——经验实证结果上的一种假说７０年代，尼克博克（Ｆ．Ｔ．Ｋｎｉｃｋｅｒｂｏｃｋｅｒ）、格雷厄姆（Ｅ．Ｍ．Ｇｒａｈａｍ）和弗洛尔（Ｅ．Ｂ．Ｆ...

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FDI、东道国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再利用DEA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我国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FDI在其中的作用。检验结果显示,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并由此推进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效应在高技术行业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门槛效应——基于DEA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确定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因素,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四方面对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的测算。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依赖与产业增长——基于中国省区行业数据检验

本文基于2000-2007年29个省区的21个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设施依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并构建倍差(different-in-different)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检验了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优化配置问题。通过检验我们发现,交通、邮电信息类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基础设施对产业增长影响不显著。进一步检验,我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存在配置扭曲现象,而邮电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优化配置明显。最后,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中国经济“宏微观悖论”解读

本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比照对象不当,但它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增长方式的一些问题:我国经济在总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收益率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典型特征;在微观层面上,虽然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资产收益率都在下降,但这些年企业的EVA回报率基本趋势明显地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经济长期增长的微观基础有所加强。尤其是上市公司显示了较为优良的价值创造能力,为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寻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激励机制,是未来中国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

异质性与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新新贸易理论将公司异质性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从微观层面解释了公司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但它们通常假定两国是同质的,所以公司国际化的选择仅局限于出口贸易和水平型直接投资。本文构建了三国模型,考察了跨国公司的三种战略选择模式。理论研究表明,生产率最高的公司选择水平型直接投资,生产率较高的公司选择出口平台直接投资,生产率较低的公司选择出口贸易,生产率最低的公司只供应国内市场。发达国家的相对工人工资水平越高、发展中国家建厂成本越小,选择出口和水平型直接投资的公司会越少,而选择出口平台的直接投资公司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