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一)——抗战文艺断想

仍然只是一些飘忽的印象,一些闪烁的联想。 创作,或者扩大些,说文艺现象,要真如勃兰兑斯所说的,是一面无边无际的网上剪下的一片,那么,凭借这一片,感知它所依存或所从出的网络,应该是可能的。 手边这本书和它引发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凭借。这是夏衍四十年代中期写成的《芳草天涯》。 《芳草天涯》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纠葛,一种与人生道路的严肃的因而也是痛苦的选择紧紧相联的爱情纠葛。作品通过剧中人物之口,提出并强调了在人生中也在爱情中“宽容”(Tolerance)的重大意义。在剧作的前记里,作者还感慨地提到,“要是普天下每一对男女能够把消费乃至浪费在这一事件上的精力节约到最小限度,恋爱和家庭变成工作的正号而不是负号,那世界也许不会停留在今日这个阶段”。 剧作的演出和发表立即引来了批评。批评的嗓音庄重。

关于“文学过程”——写给一位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的分期值得研究,你的探索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我很难帮助你什么,能告诉你的,只是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感到的窘困与惶惑。 不知道的东西,自然不知道;知道的、熟悉的东西,其实也未必真就知道。我这里无意编制警句,我是在陈述思想上一种实实在在的困惑。——不知这同老黑格尔所说的熟知并非真知是否沾边,如果沾边,那是黑格尔在这里显了灵。 让我们从开始的地方开始。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