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道路货运行业碳交易配额分配研究

针对浙江省道路货运这一碳排放重点与减排难点,构建历史排放法、基准线法、历史强度法3种碳交易配额分配模型。采用584家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子行业间强度差距大;综合运输与普通货物运输子行业是排放主体,碳排放总量占比超88%,强度处于较高水平,碳交易设计应重点对其关注;历史排放法下配额盈余、41%的企业配额不足,基准线法下配额短缺、87%的企业配额不足,历史强度法下配额盈余、34%的企业配额不足;碳交易初期更适宜采用历史强度法或更为宽松条件下的基准线法。

浙江省交通领域碳排放监测系统构建研究

为了实现浙江交通领域碳排放的精准感知、量化核算和闭环监管,在摸清交通领域碳排放底数,构建一套碳排放核算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政府、企业、公众等3类用户,提出“碳指数、碳效码、碳积分”3个碳工具,并根据地市特色打造X个应用场景,构建集“监测-治理-服务”于一体的交通领域碳排放监测系统,为浙江省交通领域绿色转型发展提供量化依据。

浙江省道路运输企业绿色发展监测及健康诊断机制研究

为了引导道路运输企业低碳转型发展,浙江省建立了一套绿色发展的监测及健康诊断机制。首先,摸清道路运输企业底数建立分类体系;其次,构建企业绿色发展的“健康体检指标体系”;再次,根据指标得分并按照低碳发展程度从高到低分别赋予绿码、蓝码、红码,实行赋码分级管理;最后,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实时监控,分析企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长三角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AHP法和模糊隶属度函数,对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以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51个县(市)为研究对象,计算各县(市)的交通优势度评价值、经济发展评价值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得出31个县(市)处于较高协调等级以上、2个县(市)处于低度协调等级的结论.最后针对不同类型协调等级的县(市)给出了相应建议.

基于碳排放考量的集装箱海陆多式联运模式选择

为使集装箱海陆多式联运模式选择能更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并建立海陆多式联运碳排放计算模型和运输成本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碳排放量、运输成本、运输时间的多目标决策模型,通过决策模型进行联运模式的比较选择。以哈尔滨市至泰安市的集装箱海陆多式联运为例,应用以上多目标决策模型得出"铁―海―铁联运"模式为最优方案。

考虑碳排放的航道整治工程直接经济效益测算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考量碳排放这一因素对现有的水运工程项目直接经济效益计算方法予以补充。通过航道整治工程实施前后各项指标的对比,对航道整治工程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从船舶大型化、减少中转过驳、替代陆路运输、减少碳排放以及减少航道拥堵等4方面构建航道整治工程直接经济效益测算模型,并以某航道整治工程为例进行分析,得出2040年该航道整治工程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12.68亿元的结论。

新建海港码头耐久性指标体系研究

结合我国海港码头实际,对标国内外高质量建设工程,研究构建了一套基于全寿命周期,涵盖设计、施工、运营三类指标的新建海港码头耐久性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相应评价方法、确立指标权重及标准,为新建码头工程指明了实现耐久性提升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碳达峰背景下浙江省交通领域碳排放情景预测

明确浙江省交通领域碳排放核算边界,对2010—2020年全省交通领域能耗与碳排放现状进行分析。采用IPCC“自上而下”法,结合情景分析法设置基准、低碳、强低碳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交通领域碳排放达峰年份及峰值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若不额外采取减排措施,浙江省交通领域碳排放有望在2035年前后达峰;若采取一定量的减排措施,则可在2030年前达峰;若采取更为严格的减排措施,则可在更早时间达峰。针对浙江省交通领域碳达峰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内河港产城联动耦合协调度测算——以浙江省为例

借鉴经典的港产城理论,探索构建内河航运的港产城联动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浙江省8大内河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规模、内河客货运相关规模与结构等因素构建了内河港产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计算结果表明,目前浙江省1个城市处于良好协调状态,3个城市处于中级协调状态,1个城市处于初级协调状态,3个城市处于失调状态。针对浙江省内河港产城联动发展短板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国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碳排放分析

为了解发达国家达峰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碳排放情况,选取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五个较为典型的发达国家,采用协方差法及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法验证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三个指标与交通碳排放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与交通碳排放存在极强相关性,从而依据人均GDP对各国历年经济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并针对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交通碳排放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达峰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2)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前,经济发展直接影响交通领域碳排放;(3)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通过政策制约或鼓励等方式降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