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用户的独创性表达为视角

AIGC既包含来自机器的选择,也包含来自人类用户的选择。当后者满足独创性表达要求时,AIGC便足以被认定为作品。在判断用户的独创性表达时,裁判者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工具贡献了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了什么,而不是人没有贡献什么;应当关心人贡献的实质,而非纠结于其形式。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既有的作品构成要件规则足以支持相当一部分AIGC获得作品资格。AIGC的所谓“随机性”,只是发生在用户指定范围内的“随机”,并不妨碍用户控制达到著作权法的要求。作为文本的提示词,具有转化为包括视觉表达在内的其他类型表达的可能性。若以摄影为参照系,AI与传统工具的比较不仅不能导致对作品资格的否定,反而能够凸显“工具贡献大并不意味着人的贡献不足”。著作权法的“宽进宽出”结构提示我们,将用户做出独创性表达的AIGC纳入著作权法图式是在认知层面最为经济的利益平衡分析框架。考虑到独立创作例外和版权救济手段的灵活性,承认AIGC获得作品资格的可能性并不会过度妨碍公众自由。

气凝胶玻璃对建筑采光效果及能耗的影响--以寒冷地区办公建筑为例

探究气凝胶玻璃作为外窗材料对寒冷地区办公建筑的采光效果及对建筑能耗的影响,选取典型代表性城市济南某办公建筑,建立分析模型,基于honeybee进行动态采光指标模拟以及能耗模拟,对不同外窗玻璃材质的采光效果以及对建筑能耗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与气凝胶玻璃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气凝胶玻璃作为办公建筑外窗材料可以在保证办公区域内一定的采光效果的同时,降低建筑整体能耗,尤其对采暖能耗减低效果明显,因而适合于寒冷地区办公建筑的节能设计。

关于竞争行为正当性评判泛道德化之反思

就主流理论和法院实践而言,道德解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尤其是其一般条款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竞争有其不同于道德评价的内在规律,在运用一般条款时,应当尊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本,关注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客观影响,而不应将道德感作为判断竞争行为正当性的终极标准。

深层链接直接侵权责任认定的实质提供标准

纵观著作权权能的历史发展与现行范围,作品利用行为的责任定性包含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权利人开发某种利用行为潜在的社会福利能力越强,该利用行为越可能引发责任;另一方面,利用者对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干预程度越高,越可能引发直接侵权责任。深层链接的侵权责任同样由这两项因素判定,而与服务器生成复制件这一技术特征无必然联系。如果非跳转链接对内容的选择程度很高,对内容展示和传输方式的干预很强,以致用户能够直接从设链网站获得作品,则深层链接成立直接侵权,这种判定方法可称为“实质提供标准”。该标准与现有学说均有区别,模糊性、效果取向和部分深层链接应予免责等顾虑都不足以影响“实质提供标准”的合理性。

德国《雇员发明法》修改对中资在德并购之影响

目标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往往是中资收购德国企业时重点关心的问题。但恰恰在价值巨大的专利权方面,确定目标企业是否为其雇员发明之实体法意义上的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并非简单的问题。从德国2009年进行的《雇员发明法》修改出发,着重分析该法在职务发明的报告与权利主张程序,澄清修改前后目标企业取得本企业雇员职务发明之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的条件,及权利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最后对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与评述。

从地方著名商标制度的废除看商标法理论的规范评价意义

任何宣称归属于商标制度的规范,都必须接受商标法基础理论的评价。坚持这一点能避免在制度设计上走弯路。地方著名商标制度的废除证明了这一判断。商标制度正当性的核心在于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成本,尤其是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但地方著名商标制度不仅臆断消费者希望通过商标积累哪些信息,而且越俎代庖地预测特定商标的未来价值。这两个方面不仅不能促进反而扭曲了市场中的信息流,与商标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背道而驰。针对非地方著名商标制度无法保护小众商誉、无法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质疑,关于商标法正当性的基础理论能做出有力回应。因此,唯有始终坚持把商标法的基础理论作为评价具体制度的标准和构建体系化规范的主线,商标制度才能合乎逻辑地构建和发展。

专利非实施主体诉讼中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

作为一类特殊的权利人,NPE是否应当适用特殊的行为引导规则存有争议,对禁令问题的讨论即为争议的表现。损害赔偿也是重要的行为引导规则,探索该领域的政策空间对于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NPE诉讼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与表面所展示的客观化基调相反,填平原则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弹性,提供了充分的政策腾挪空间。弹性源于专利损害赔偿的高度复杂性,法院只有借助信息中介才能将损害赔偿的计算难度控制在与其精确激励相比而言适当的范围内,而信息中介的选取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如果经验表明主体身份与诉讼行为社会效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讲主体身份未尝不能成为认定损害赔偿时的考虑因素。不过从现阶段情况观之,NPE身份与诉讼行为社会效果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相关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相关性很可能也不会出现。与主体是否为"非实施主体"相比,争议客体"未被实施"的事实更适合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信息中介。技术方案是否实施的事实会对损失计算方法的选择和规则适用造成影响。为了实现合理认定NPE损害赔偿数额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更充分地探索利润损失与合理许可费的差别,改造现行许可费计算方法条款,并且充分发挥包括诉讼费用在内的广义经济救济工具的行为引导作用。为了维护创新的累积性,专利案件适用加重赔偿本来就需格外谨慎。NPE诉讼更是通常不考虑加重赔偿。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

互联网竞争引起的法律纠纷，呈现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较强的依赖。这一方面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前网络时代，设计类型化条款时没有考虑到网络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网络对行为模式不间断的重塑，使任何拘泥于行为特征的类型化规则都可能迅速过时。

现代主义发展之于建筑史的重要意义研究

现代主义作为建筑史中的重要部分,其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后世却对现代主义褒贬不一。现代主义孕育于战后重建时期,高速建造的需要使现代主义摒弃了以往建筑设计中对外形装饰的过度苛求,以最简洁的设计方法展现建筑本真,以功能和空间为主展现最理性的设计思路。但由于其过于追求极致的功能性与简洁感,在后期的设计中忽略了建筑在实用性与辨识度等方面的需要,使建筑变得不够“实用”,如范斯沃斯住宅因作为住宅但隐私性不佳,且易遭水患而被人诟病。但现代主义在建筑史中的意义并非只展现在建筑设计方面,其内核中对建筑史的探讨、乌托邦式的追求以及对建筑结构的思考都是留给建筑学学科的重要成果。20世纪的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设计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先锋派的思想,一种宣言,建筑师用夸张的设计手法向大众表达自己对现代主义的认知和见解。从新型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的广泛使用,到多米诺体系的建立;从预制装配式的出现,到日本CHS、大型装配式建筑的快速建成,现代主义对建筑学的影响延续至今。文章通过梳理现代主义发展中的重要节点,串联现代主义由始至今的发展历程,探索现代主义发展对建筑史的意义,从而进一步认识现代主义。

空间桁架结构残余力最小秩修正法损伤识别

基于最小秩损伤识别方法,提出一种最小秩修正法进行空间桁架结构体系损伤识别研究。通过引入特征值矩阵将残余力方程与最小秩修正法完美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所取用的模态个数必须等于刚度摄动矩阵的秩这一问题,最终由最小秩修正法来求解空间桁架结构损伤位置和损伤程度。以一个空间桁架结构体系为例验证最小秩修正法,分析讨论测量噪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最小秩修正法是准确可靠的,且有较强的鲁棒性。

欧洲公司法统一化新进展——简析欧盟委员会《欧洲私法公司条例草案》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私法公司理事会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欧盟在公司法统一化道路上再次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欧洲私法公司将成为继欧洲经济利益集团、欧洲公司和欧洲合作社之后的第四种超国家公司形式。借助这一灵活而受欢迎的公司形式,欧盟希望能打破公司法统一进程在实务界遭受冷遇的现状。对于打算在欧盟多个成员国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开展业务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欧洲私法公司也将是符合管理效率最大化原则的选择。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之途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日益提高。如何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受到了社会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也成为了学术界和立法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不过,尽管制订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提高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长远目标,但从目前的立法动向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①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或者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尽快加强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合理替代行为抗辩之比较法与经济合理性分析

合理替代行为抗辩理论是德语区国家民法中有关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的重要理论之一,在英美法系中也存在相关论述。通过比较分析和经济学分析可知,该理论将有效弥补立法者预设的注意义务标准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在侵权案件的审判中合理判定行为人的责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经历过程,体验快乐

“综合与实践”是一类以问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参与为主的学习活动,是新的课程标准中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数学课程内容的一大亮点。为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体会数学思想,锻炼思维能力,积累思考经验,发展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版教材新增“综合与实践”,这无疑体现了“由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培养”的新课标理念,也更符合现在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为了保证“综合与实践”的有效顺利实施,要精心设计活动,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张拉整体网架结构初始找形发展历程与展望

张拉整体网架结构是由离散的受压构件和连续的受拉构件组成的特殊结构体系.由于其轻质、网状、智能等特征,张拉整体网架结构一直成为国际研究热点.张拉整体网架结构作为新型大跨度空间结构,其研究正发展成为当今空间结构领域中最前沿的课题.寻找张拉整体网架结构稳定自平衡状态是研究这类结构的关键,是后续静力分析、动力分析和振动控制的基础,同时将影响这种新型结构体系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主要叙述了张拉整体网架结构过去50年来找形的发展历程,总结归纳了各种找形方法的优缺点,并对后续研究做了展望.

基于二次线性最优理论的张拉整体结构主动振动控制

基于二次线性最优理论(LQR),提出了使用主动控制技术,对张拉整体结构在地震激励下的控制问题进行研究.采用三组不同的布置方案分别研究权矩阵、作动器布置位置和作动力大小对平面张拉整体梁的振动控制效果.研究表明:作动器布置受形变约束和作动力控制影响;作动力比形变对控制更有效果,即增强作动力能够使对应的位移相应增加,而减弱同幅度形变却不能使对应的位移相应减少;结构体系自身的需求决定了最终布置策略.

《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的反思与解释 以类型化原理为中心

《反不正当竞争法》引入的网络条款旨在评价网络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但该条款在解释论上面临诸多困境,因此难堪重任。困境的根源在于方法论研究之欠缺,即立法者未曾反省类型化原理就盲目选择了案例群类型化的修法进路。类型化的合理性基础在于通过更精细的认知模型来降低决策成本,因此只有当建立精细认知模型的社会收益高于成本时,类型化方为恰当。网络条款并不满足该条件。我们应当对网络条款予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控制在文本无歧义的范围内。针对网络条款无法评价的网络竞争行为,首先应当对既有的成熟类型化条款予以功能主义解释;其次应在必要时审慎制定新类型化规则;最后可以承认适用一般条款评价少量行为的合理性。

著作权法与专利法中“惩罚性赔偿”之非惩罚性

著作权法与专利法应引入加重赔偿,但不应追求惩罚目的,"惩罚性赔偿"的术语在创新规则体系中有误导性。创新领域的救济以最佳预防为上限,而惩罚的本质是独立于预防目的的责难,二者无法兼容。创新具有连续性,在后创新常常无法绕开在前创新的产权瓶颈,因此合理的创新规则不能只保护在先创新者,还需激励在后创新者。同时,集体理性选择了模糊的智力成果产权边界,从而给在后创新带来巨大的侵权风险,这要求救济不仅要避免补偿不足、预防不力,还要警惕预防过度。在著作权与专利法领域,加重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案中的完全补偿,特殊情况下也可追求宏观层面的最佳预防,但不应超出预防之需追求非功利的惩罚效果。加重赔偿之"非惩罚性"能够缓解其与填平原则的冲突,有助于降低主观要件给损害赔偿带来的不确定性。加重的幅度应与后来者利用在先智力成果的创新程度相关,而与侵权人的支付能力无关。如有可能,法官应在衡量其他救济手段威慑效果的前提下,确定损害赔偿所追求的最佳预防。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

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存在着两项认识偏差:一是只有法定赔偿才能解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案件,而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与许可费倍数这3种传统赔偿方式应当被用于解决不确定性较低的案件;二是法定赔偿所面临的高适用率、低预见性问题,只有通过改造法定赔偿规则才能实现。上述认识的共同错误在于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人为地分割为高确定性和低确定性两个领域。但实际上,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高度不确定性具有全局性。无论从法教义学还是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结论都是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本来就难以精细计算。不应将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以精确计算"的重担全部压在法定赔偿之上。当法定赔偿在重压之下出现适用比例过高、预见性太低的问题时,正确的解决方式不是单纯地改造法定赔偿规则本身,而是将法定赔偿的相关功能疏导至传统的损害赔偿方法中。只有在传统赔偿方式中给予法院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不至于使法官被迫在法定赔偿的框架下寻求裁量空间。

论著作权法的“宽进宽出”结构

著作权直接侵权责任成立的体系化分析框架由客体、权能与限制环节构成。该分析框架应当遵循"宽进宽出"的总体思路。"宽进"指放宽准入,让非典型客体和非典型利用方式进入著作权法视野,旨在利用著作权分析框架的认知优势来应对海量信息成果带来的界权挑战,而不是为了扩大保护范围。为了平衡创新者与利用者的利益,著作权分析框架还需"宽出",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福利增长但难以获得许可的分散化和非标准化利用行为免于承担侵权责任。"宽进宽出"的规范寓意包括不过分抬高作品门槛、将临时复制视为复制、将深层链接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范围,以及引入合理使用一般条款。将客体、权能和限制环节以体系化方式进行解读,有助于促成著作权法解释论向功能主义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