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企业退出预备制度研究

测试企业进入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正式参与测试后,基于其主观或客观原因而存在主动或被动退出沙盒测试的可能。从沙盒测试退出的实践需求来看,测试企业退出沙盒测试的预备行为亟需统一的制度规范。在充分借鉴澳大利亚相关制度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从不同等级风险预防与预警规则设置、解除合作与交易协议及终止线上线下服务规则设计、建立测试企业相关技术与数据的有效处理制度以及制定测试企业退出前的牌照申请计划和准备规则等方面,为我国测试企业退出沙盒测试的预备行为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供给。

我国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完善研究

随着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隐秘性不断增强,监管难度日益增加,吹哨人的存在则有效缓解了这一难题。但是由于吹哨人的举报行为威胁到被举报人的利益,因此吹哨人常常面临着被报复的风险,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包括吹哨人身份信息保密、反报复保护、权利救济三方面的内容,而我国在这三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无法为吹哨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可以通过加强身份信息保密规则的制定、增加反报复保护制度、增设吹哨人权益救济制度来完善证券市场吹哨人保护制度,更好地保护吹哨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现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制度,存在责任形态规定不统一、侵权赔偿的统一范围未确定、勤勉尽责的法律标准界定不清、过错类型划分标准中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区分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因此,为促进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和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确定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形态时,有必要突破传统范式,确立比例连带责任制度;在确定统一的赔偿范围时,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责任应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为限,并在符合损失因果关系理论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得到足额获赔;在制定勤勉尽责法律标准时,应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是判断勤勉尽责的法定标准;在确定过错类型的分类标准时,应细化规定不同的过错程度,界分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并通过制度优化进一步压实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制度回应

会计师事务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因其鉴证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厘清责任承担的关键在于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在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时,我国应确立“存在有效市场”为“推定信赖”原则适用的前提,并于法律制度中引入“理性投资者概念”,规定“推定信赖”原则的适用对象为“理性投资者”;认定披露信息“重大性”时,应增设“理性投资者标准”作为补充,以弥补现行规定应对证券市场“价格失灵”时的不足;同时应确立审计准则作为判断信息“真实性”与“重大性”标准的法律地位,降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法律风险;且应建立对于“阻碍损失因果关系成立因素”的统一证明标准并采取统一指数计算市场风险。

我国资本市场引入“做空攻击模式”法律制度研究

“做空攻击模式”能有效平衡资本市场交易量,并将对上市公司形成强大的市场化自我约束力,该模式在境外资本市场已被广泛适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存在引入“做空攻击模式”的必要性,同时,国内相关做空工具的启用及相关案例也为该模式的推广积累了较强的实践经验。当前,我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等资本市场的制度经验,在合理的制度设计理念基础上,通过改进融券业务规则、设立做空熔断规则、增加做空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确立监管机构正式调查标准等制度措施,积极培育我国“做空攻击模式”的良好市场环境,并为该模式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

破产法中债务重组与重整程序完善

文章探讨了破产法中债务重组与重整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针对当前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建议采取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措施;针对缺乏公正的问题,建议增加公正性,确保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通过建立公正、公开的听证会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维护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环境;针对法规不完善、执行难度大的问题,建议完善法规、降低执行难度,对现有的破产法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债务重组与重整程序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流程,同时加强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提高企业和债权人的法律意识;针对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建议加强人才培养、提高服务质量,通过设立相关专业课程和鼓励中介机构参与破产事务处理等措施,培养更多的破产法专业人才,提高服务水平。通过实施这些对策,可以促进债务重组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

论我国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的合理选择与制度完善——兼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的信息披露规则

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是在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契约创设型证券。存托人是该类证券的名义发行人,境外企业则属于实质发行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该类证券设定的境外企业单独承担型信息披露模式,无法为投资者知情权提供充分保护,难以为非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规则提供制度铺垫,同时,境内存托人的信息披露业务能力也不能得到培育。在充分借鉴域外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构建以境外企业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主、存托人与托管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辅的信息披露模式。其中,存托人与境外企业应分别承担存托凭证与境外基础证券在我国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独立承担存托凭证的上市信息披露义务;存托人应分别承担面向投资者与境外企业的中介信息披露义务;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应分别约定境外企业及托管人向存托人提供的契约性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存托人及托管人通过强制性与契约性制度安排共同向投资者提供优质、充分的信息披露服务。

论智能投顾技术性风险的制度防范

智能投顾的运营主要由客户画像生成、投资组合建议生成及投资指令生成与执行等技术阶段构成。智能投顾的技术性特征决定了技术性风险是其应当予以重点防范的核心风险。根据智能投顾的技术原理,数据处理与算法模型设计应当成为其技术性风险防范的两个核心要素。我国智能投顾技术性风险的防范可通过技术伦理规范、技术应用规范及技术风险责任规范的路径来构建。我国当前应当通过制定智能投顾平台市场准入技术性规则,提出"监管沙盒"前置测试要求,设置智能投顾各阶段运营的一般技术性要求及循环运营的强制要求,提出系统定期回检与更新的强制要求,建立应急性技术应对预案,提出程序源代码强制备案或提存要求及限制技术风险责任转嫁行为,确立举证责任倒置机制等制度措施有效防范智能投顾的技术性风险。

跨国证券融资的法律冲突与监管问题研究——境外企业境内证券市场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法律问题

国内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国际证券资源的激烈竞争共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对境外企业的开放,跨国证券融资在我国的市场环境已相对成熟。跨国证券融资将产生不同法域的组织法冲突与行为法冲突。为应对这些法律冲突,发达国家均对跨国证券的发行与上市制定了特殊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值得我国借鉴。我国证券市场对境外企业的开放不存在法律障碍,国家与各级监管部门应制定各种效力层次相依且详尽程度不同的法律规则来规制这种跨国证券融资行为。监管部门应从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股东权利行使以及监管权配置等方面加强对跨国证券融资行为的监管。

ICO融资行为的挑战:我国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应然选择

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

美国跨境股票融资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制度及经验启示——兼谈我国证券融资市场对外开放时对境外企业信息披露监管的制度设计

美国证券监管部门为在其境内进行跨境股票融资的境外企业制定了一套与境内企业相对独立的信息披露法律监管规则。这套法律监管规则以标准化的表格为载体,规则制度设计注重境外企业信息披露成本的适度控制,允许境外企业在美国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与上市信息披露、持续信息披露之间可以一定程度借用。同时,在信息披露内容上,鉴于东道国投资者获取境外企业非经营性和非财务性信息的天然弱势地位,美国跨境股票融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开始突显注重境外企业非经营性与非财务性信息内容的监管趋势。我国证券融资市场对外开放时,相关监管规则也应充分借鉴美国对境外企业的信息披露监管经验,为境外企业和境内企业分别建立信息披露规范化格式体系,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合理考虑境外企业在我国的信息披露成本,在信息披露内容上注重境外企业非经营性、非财务性信息的披露监管。

论反倾销立法中正常价值的合理确定

正常价值是反倾销法律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它是决定受诉的进口产品是否构成倾销的基本价格。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对正常价值的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和概括 ,可操作性不强 ,不利于对其进行准确确定。文中试图通过对我国反倾销立法与WTO反倾销守则 ,欧盟、美国反倾销立法的比较研究而对我国反倾销立法中有关正常价值的合理确定作一探析。

论法学学科教学中的学生主导型案例教学法及其应用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普遍且非常重要的法学学科教学法,传统案例教学法存在学生参与程度不足、教学效果不深刻等缺陷。学生主导型案例教学法强调由学生选取案例资源、由学生分析案例和讲解案例,并由学生对案例进行辩论,学生在案例教学中发挥全程主导作用。该案例教学方法能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度和教学效果,故而受到法学教师的青睐,在法学学科教学中可以得到广泛应用,将成为我国主流型的案例教学模式。

论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与社员的责任形式——对当前学界有关合作社法人地位研究的反思

国外的合作社法几乎都赋予合作社以法人地位,但这不能作为合作社在我国获得法人地位的充分理由。在我国,财产独立与社员的责任形式独立是合作社获得法人地位的核心标准。在对无限责任的社会认同程度、商事组织立法价值的重大转变以及社员有限责任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考量下,社员应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作社应由法律统一授予法人资格。

香港交易所2018年零利润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规则增订的制度经验与启示

香港交易所2018年4月底在主板市场启用新增订的零利润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规则,从实施效果看,此次新增订规则所内含的制度优势对内地的生物科技企业产生了较强的“虹吸效应”。港交所此次增订规则以生物科技类科创企业为突破口,注重对上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性研发能力及商业化发展努力的监管,并对其提出了资深投资者前置“领投”等特殊要求。在充分认识零利润生物科技公司显性风险隐患的基础上,新增订的上市规则尤为重视效率与安全监管目标的合理平衡,且明显体现了科创企业上市规则类型化设计思路,规则内容整体上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内地科创企业上市规则设计应充分借鉴港交所的制度经验,在设计理念上要强调效率与安全监管目标之间的合理平衡,可根据行业类型对科创企业制定分类梯队上市规则,具体制度内容应体现专业性与针对性、灵活性与包容性。

我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身份的法律界定与制度选择

受证券市场国际竞争的影响,在跨国证券融资监管中,各国开始放松对境外证券发行人的监管,由此所产生的境内与境外证券发行人在东道国证券市场的融资成本差诱使东道国境内证券发行人变相更改国籍,继而以境外企业身份迂回本国进行融资,意图享受境外发行人的融资优惠。这种行为扰乱了东道国证券市场秩序,偏离了东道国的证券监管目标,混淆了信息披露的效果,因此,应对境外证券发行人的身份进行合理界定。"红筹股"企业在本质上属于国内企业,我国在跨国证券融资监管立法中,应借鉴美国证券法界定境外发行人的经验,并结合"红筹股"企业的特征,以"股份比例实际控制标准"、"整体资产国籍标准"、"营业中心所在地标准"以及"主营业务利润来源地标准"所组成的复合标准来界定境外证券发行人。

论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与社员的责任形式——对当前学界有关合作社法人地位研究的反思

"国外的合作社法几乎都赋予合作社以法人地位"不能作为合作社在我国获得法人地位的充分理由。英美法系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名至而不实归",大陆法系内部对于合作社法人地位的标准仍存在争议。在我国,财产独立与社员的责任形式独立是合作社获得法人地位的核心标准。在对无限责任的社会认同程度、商事组织立法价值的重大转变以及社员有限责任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考量下,社员应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作社应由法律统一授予法人资格。

论专有技术出资的法律问题

专有技术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由于其固有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在其作为资本出资入股从而成为成立生产经营组织的物质基础时,它的担保、价值确定、风险承担以及后续开发成果的归属,以及不同企业组织形态对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公司法》和其他相关企业立法应当对专有技术作为资本出资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特别规定。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研究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传统金融与监管的革新,一种新型监管方式即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应运而生。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践中,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突破了原有监管规则的掣肘,成为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我国应通过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国务院决定及部门规章等,设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许可,并对豁免的申请、受理、审核、复议、监督等程序性规定及豁免标准、权益保护要求、应急预案、范围、形式等实体性规定进行具体规制,从而构建完备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

略论上市公司差异化监管的思路

我国传统的上市公司统一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市资源的多元化、法律法规的非完备性、证券监管资源的有限性、上市公司之间的低水平均衡竞争等因素都要求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差异化监管。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差异化监管的必要性,并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差异化监管的思路与对策:上市公司差异化监管应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实施;在对上市公司实施差异化监管后,应注意保持法律法规对放松监管后的上市公司的持续威慑力,同时,应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