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都市文化研究的潜在路径及其反思

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都市文化研究,在国外已经成为极富发展潜力的综合性学科。都市空间蕴藏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编码,空间维度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十分显著。但国外都市文化研究隐藏着跨学科的隐忧,其空间理论有疏离人本精神的倾向。

观念史:现代文学史的崭新书写方式——评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

新文学之为“新”，首先为观念之新，观念改变既有语言、技法革新，才有“新”文学史。一如先有梁任公之“新民说”，后有“新小说”，白话文始立足。历经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学累积了众多专用概念和术语，它们建构了新文学观念和知识谱系。文学观念的形成时间漫长，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极易被抹平，研究者在使用时很难对其清理辨析，遮蔽和误读在所难免。现代文学研究，小到作品、作家，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

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上世纪30年代期间,国民党抓紧出版和社团立法,控制文艺界并构建秘密警察网络,逐步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意识形态监控体系。而书报检查制度的立法条文模糊不清,规章制度自相矛盾,其结果非但未能实现政府的“话语霸权”,反而解构了其监管文化出版事业的合法性。

民国书报检查制度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1],国民党当局逐步建立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书报检查制度体系,上海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均遭严重箝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承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念,利用当局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罅隙,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话语权博弈,进而铸就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品质。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和文学制度都有借鉴价值。

全球视野里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路径

国外都市文化研究发端于传统优势学科的交叉地带,并伴随着空间文化哲学的深入而走向成熟。在方法论上,都市文化研究偏重"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以及个案研究,理论家往往怀疑甚至否定前人体系框架,逐步推进理论思辨。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恰逢当代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黄金契机,着力建构学科体系和译介消化国外成果,继而尝试本土创新。国内外都市文化研究都因跨学科而面临"失语"的隐忧,国内学界尤其要对本土语境和文化身份保持清醒的认知。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爱惜羽毛"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却百折不挠。"四一二事变"后,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接近、受挫再到反抗、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是"叙拉古"母题下"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典型样本。

中国大运河·杭州段的华丽转身——兼谈建议性方案“立此存照”的档案价值

梢案的本质属性是提供原文，佐证史实，揭示真相，体现史献学价值；其附属功能是可存可查，通过检索达到证实或证伪功能。而它存在的意义，却有赖于被佐证对象的变化而不是不变。2014年6月22日当地10时许，卡塔尔多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为世界遗产。

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

非虚构写作与当代文学创作危机、批评话语危机和都市心灵危机等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它是对当代"虚构"作品想象力固化、新媒体时代的"虚构"逆反心理、纪实文体"庸俗化"的反驳,是学院知识分子对学术"不及物"状态的反思。"梁庄"用真相敲碎都市人的"返乡"迷梦,昭示着当代都市困顿心灵"无地彷徨"。非虚构致力于探索一种"大地张力"叙事路径,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跨越知识隔膜、介入现实的勇气,同时显示出文学作品追问社会、叩问心灵的潜质。

论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叙事美学

电影《山楂树之恋》用政治语境下的"纯爱"故事展现人性,其叙事手法与海明威"压力下的光辉"及"冰山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楂树意象蕴含着三个维度的隐喻:政治和人性、生与死、人与物,从而使影片形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影片用政治色彩的解构反衬至美的人性光辉,用生命易逝的缺憾凸显人类存在的悲剧宿命,用灰白色调衬托自然永恒的空灵之美。该片是张艺谋艺术风格的转型之作,也是对当代大众娱乐文化的反拨。

酒神魔咒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史建构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脉络,揭示出该领域研究一直潜藏着的理论本质化和文学史泛化之隐忧。历经改革开放前漫长的遮蔽时段,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在80年代走向复苏,而90年代以后的"圈地运动"解构了其研究合法性。研究者需破除酒神魔咒,实施历史还原,通过作家个体、时代语境、地区场域和现当代文学通史四个层次的交叉融合,建构自由主义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色彩:《呐喊》《彷徨》的视觉隐喻

《呐喊》和《彷徨》以白和黑为主色调,辅以带有鲜明个人倾向的红、黄等,营造出对比强烈、凄冷沉郁、矛盾虚无、孤独抗争的视觉隐喻世界。鲁迅对色彩的选择取舍、关照描写对象、情感倾向、使用技巧等方面的独特手法,构成对一般视觉心理的人为偏离,是把握《呐喊》、《彷徨》矛盾、复杂、悲凉、绝望等风格的独特角度。

城市文化的时空症候分析——由尬舞说开去

中国城市文化并存着控制论神话和酒神精神,具有内外冲突的张力结构:向外追求理性和秩序,向内渴望超越和激情。时空精控加速了城市无机体的扩张,却建构了压抑体制;脱域赋予城市有机体时空重组的可能性,但不健全的脱域机制产生大量夹缝群体。在此时空症候下出现的尬舞,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文化的全面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吴宓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语境的变化,吴宓研究越来越显得有讨论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吴宓研究逐渐开始,1990年代升温,论文主量逐年增多。吴宓研究显出一定的阶段性特色,主要从与吴宓相关的学派、思想、生平、著作(日记)、文学理论及批评等研究范畴展开研究。

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穆旦诗歌文本的反叛和突进

穆旦的诗歌文本和他反叛突进的性格可以互为注脚,他一方面借鉴西方人文精神和现代诗潮,一方面将传统诗歌中的自然题材和爱情题材加以创造,对新诗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创造和尝试,使现代新诗步入富有痛苦、矛盾、哲思的生命书写范畴。

人格魅力、育人理念和管理智慧——教育家杨德广的大学治理之道

现代大学体系对大学校长的个人魅力、教育理念和管理智慧都提出了苛刻要求。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的大学治理之道说明:大学校长出色履行治校职责,首先要以其智力、精力、体力和魄力凝结成的人格魅力引领全体师生,其次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推进以人为出发点的教育理念,还要在"有所不为"中紧抓关节点,为大学精准定位,并敏锐地洞察和利用新时期大学发展的契机。

大学语文“大成智慧教学”刍议

大学语文具有人文通识教育特性,应为当代大学生成才提供“大成智慧”,为其在各类职业生涯中解决人类社会“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提供持续动力。分组讨论教学模式趋近“大成智慧教学”理念,通过过程控制和顶层设计,以小组为核心单位进行经典阅读并分享阅读体验,训练个体多学、善思、会述、能行,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阅读的生活方式,实现大学母语教育的有效教学和优质教学。

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于晚清,却最终成型于三十年代的上海。自由主义文学与上海的风云际会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场域"构型:经济上,上海的现代工业基础和自由贸易活动以及中外移民混杂格局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政治上,治外法权的"飞地"地缘政治格局成为异质思潮的保护伞,也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大舞台;文化上,现代出版业和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生存基础和文化空间。以上三维构型,建构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中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客观关系"。

文化保守主义视境中的新文学思潮

在新文学思潮问题上,新文化阵营极力证明新文学源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变革;与此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却拒绝传统因子的流变和更新,认为源于国外浪漫主义潮流的新文学割裂传统。他以笼统而又矛盾的浪漫主义概念批判新文学,机械移植了新人文主义,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