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扁舟凭谁问 野人芹献兀自珍”——蒋重跃教授谈编辑学者人生

引言2019年12月19日,我受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委派,代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名家访谈”栏目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对蒋重跃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作为一名从事学报编辑工作20多年的老编辑,我对蒋老师仰慕已久,直至2018年才有幸谋面,短暂的接触与简单的交流已让我如沐春风。此次正式拜访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极其简略的访谈提纲,计划从两方面着手与蒋老师进行深入交流,一是蒋老师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在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学术论文的写作与评价自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是作为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会长,面对高校学报现有的各种问题(比如评价标准、学术质量、学术诚信、行业发展甚至存在与否等),肯定会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考。

《管子》的思想体系和齐法家的人文特色、思想属性及地域属性(齐法家笔谈之一)

田齐统治者的政治目标为稷下学者树立了崇高的价值理想,由此引领了《管子》四篇德理结合的道论范形、《幼官》等篇以“黄帝四面”为核心的明堂月令模式,使得《管子》各篇拥有共同的基础而联为一体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管子》体现出“齐法家”的人文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以法治国的同时顺从民心民欲,善于运营经济手段而非一味使用严刑峻法,包容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先秦“法家”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或是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家。齐地法家更为温和与多元,秦晋法家则更为激进与绝对。“齐法家”呈现出典型的实践性现实主义政治思维,秦晋法家则呈现出强烈的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革命性”色彩。秦晋法家属于理论指导型现实主义,“齐法家”属于实践导向型现实主义,这体现了“法家”内部的多元性,也体现了“齐法家”与秦晋法家的地域属性。

启蒙理性及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影响(下)

康德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里的“理智”一词,德文作verstand,汉语有译为“知性”的。按照黑格尔《小逻辑》,作为高于经验、低于理性的阶段性思维,知性有稳固性、准确性的优点,但也有专注抽象本质,无法保持具体性,常陷于非此即彼境地的缺点。启蒙运动所标榜的理性在很多情况下就具有这种知性的特点。它在被用来批判迷信、宣扬科学、倡导人道、推动进步等方面曾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为所谓的现代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在科学、政治、社会、宗教、史学等主题上,也表现了明显的抽象、片面等缺点,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认识,有出于自我证明的需要,表现了若干负面的倾向,影响至今。启蒙理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新兴知识群体中传播,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热潮中受到全力追捧,被尊为“天演公理”;它所宣扬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观念被奉为最高原则;接受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学术等领域围绕着反专制倡民权、反奴役倡自由、反中央集权倡地方自治、反礼乐倡平等、反社会压制倡个人独立、反“公”倡“私”、反家庭羁绊倡政治活动、反陋习倡女权、反君史倡民史等西化气味浓烈的讨论主题展开了他们的论辩,也驰骋着他们的想象,激进者公开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同时,也有人在复兴中华传统、实行社会主义两大主题上发表了系统主张,可视为启蒙回响的变奏或启蒙镜像的延展。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最为壮观的一次思想热潮,它在开启智慧上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它的负面效应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简单化、片面化、脸谱化、漫画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中华传统否定过勇,有彻底决裂倾向;实证精神不足,道听途说、想象臆造、断章取义较为普遍;崇理性(知性),轻道德,对“公理”的膜拜和迷信较为严重。怎样评价启蒙理性及其在20世纪初中国的表现?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在反对封建主义时的历史意义,同时又指出“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探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超越启蒙理性的根本途径。这个认识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希文明互鉴视域下的理论比较与创新研究(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近年来,由中希两国领导人倡导,多个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在两国高等学校成立,中希文明互鉴渐成中外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陈宁就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无限定”与中国先秦思想家韩非的“无定理”展开比较研究,发现两者都以否定的形式界定“终极现实”,而且都是非人格的和永恒的,由此显示出思维的理性特征.

启蒙理性及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影响(上)

康德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里的“理智”一词,德文作verstand,汉语有译为“知性”的。按照黑格尔《小逻辑》,作为高于经验、低于理性的阶段性思维,知性有稳固性、准确性的优点,但也有专注抽象本质,无法保持具体性,常陷于非此即彼境地的缺点。启蒙运动中所标榜的理性在很多情况下就具有这种知性的特点。它在被用来批判迷信、宣扬科学、倡导人道、推动进步等方面曾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为所谓的现代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在科学、政治、社会、宗教、史学等主题上,也表现了明显的抽象、片面等缺点,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有出于自我证明的需要,表现了若干负面的倾向,影响至今。启蒙理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新兴知识群体中传播,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热潮中,受到全力追捧,被尊为“天演公理”;它所宣扬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观念被奉为最高原则;接受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学术等领域围绕着反专制倡民权、反奴役倡自由、反中央集权倡地方自治、反礼乐倡平等、反社会压制倡个人独立、反“公”倡“私”、反家庭羁绊倡政治活动、反陋习倡女权、反君史倡民史等西化气味浓烈的讨论主题展开了他们的论辩,也驰骋着他们的想象,激进者公开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同时,也有人在复兴中华传统、实行社会主义两大主题上发表了系统主张,可视为启蒙回响的变奏或启蒙镜像的延展。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最为壮观的一次思想热潮,它在开启智慧上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它的负面效应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简单化、片面化、脸谱化、漫画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中华传统否定过勇,有彻底决裂倾向;实证精神不足,道听途说、想象臆造、断章取义较为普遍;崇理性(知性),轻道德,对“公理”的膜拜和迷信较为严重。怎样评价启蒙理性及其在20世纪初中国的表现?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在反对封建主义时的历史意义,同时又指出“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探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超越启蒙理性的根本途径,这个认识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oυσια与韩非的“理”的比较研究

oυσια是古希腊词,是系动词的现在分词/动名词形式,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称事物的本质。在《范畴篇》中,它被分解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是主谓句(系表句)的主词,第二实体是宾词。第一实体指一个具体物,第二实体又被分解为表示属性的种概念和属概念,于是,“种概念加属差”就成了确定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篇》(旧译《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引入了“质料”概念,并用“形式”和“缺失”的对立来说明形式如何借质料而成就现实之物的本质。他还用“四因”说明事物变化即从潜在状态变成现实之物的原因。由此,回应并弥补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某种物质作为事物本原、巴门尼德主张事物本质不变,以及柏拉图以范形为事物本原的诸多观点中的偏蔽。“理”是战国中后期广泛使用的带有理论性的概念,韩非用理来说明具体事物的本质。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用稽来说明道和理的内在联系。稽有合、当之义,但它不是一般的合、当。它有停留、形式、考查、计算等理性化的含义,与法家的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颇为一致。韩非宣称,道整合所有的理,所有的理都集合于道。按逻辑,所谓合,从相反的方面看,就是分。韩非的意思是说,万物皆有道,这是万物相同之处;万物又各有各的理,这是万物相异之处;道和理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它们具有分合一体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世界万物的丰富多彩。韩非的这个思想,解决了老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如何发展为具体事物的规则或本质的问题。可见,韩非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在探寻具体事物的本质,都把辨别同异作为确定事物本质的根本方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用“种概念加属差”来确定主词的本质属性;用形式(含“缺失”)与质料的逻辑关系及发展过程来说明具体事物的本质如何实现的原因。韩非则用“稽”来揭示道和理所具有的分合关系以及具体事物如何由道分化为理终于成就各自的本质的原因。两种思想的异同,反映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在文化传统特别是语言文字上的异同,令人惊异,更催人反思。

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在古代中国的诸种理性中,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它起源于西周初年对天的怀疑和民心的发现,表现为对历史变化及其恒常根据之关系的理性思考。先秦儒家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认为历史变化有常规可寻,变与常是统一的。他们还提出天人合一、古今一体、性习相待的观点,在历史的推动力量、历史的演进样式以及历史的内在根据等方面,拓展了历史理性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的本质,也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这与古代希腊的实质主义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

“禅”字何以有“禅让”之义？有一种观点认为来源于除地而祭的“FDAC”，可称为禅祭说。该说又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东汉班固、东晋袁宏等的“揖让受终，则有封禅之事”说；二是东汉郑玄的“置之空FDAC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贤者”说；三是唐人杨FDAD“除地为FDAC，告天而传位”的折中说。不过，目前所知，禅让之义出现以前，除地而FDAC似可用于祭祖和婚仪；“封禅”晚出；“告天传位”更为晚出。禅祭作为禅让之义的源头证据不足。清儒朱骏声指出，“禅”可作“嬗”、“蝉”和“传”的假借字。循着这条路径，可以证明，“禅”字与声字通假。东汉以来，许多学者认为“禅”古代作“嬗”、“擅”、“FDAE”等字；其中的“嬗”为“蝉”之假字，“蝉”的名词动化，有“变蜕”和“相连”、“断绝”和“继续”的含义。“传”字本义为传车，引申为辗转传承，与“禅”（“蝉”）字义有相合处，而且音近可通假，先秦文献中，凡可使用“禅”（“嬗”等）字表达禅让意义的地方，多用“传”字，此后，“传”、“禅”（“嬗”）等字互换通用。这说明，“禅”字的禅让之义，可能最初来自“蝉”，而非“FDAC”；它的主要内容，亦非禅祭和传位的结合，而是“断绝”和“继续”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王朝更替观。

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我心目中的一流学术期刊

1979年8月,学报创刊。在此,我们组织这组笔谈以纪念创刊四十周年。四十年,对于个人来说,已然进入到立场坚定、不徘徊、不犹疑的不惑之期;对于一家杂志来说,也是一样。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虽说仍存在种种问题甚至危机,但业界的反省却一直都在进行着。这是学术期刊在其办刊过程中秉持理念,实现其自身使命的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次我们编发的三篇文章,也从探讨什么样的学术期刊是好期刊、学术期刊编发中存在的形式乃至文风单一问题、外在评价体系强势作用下期刊如何坚守自己的办刊宗旨出发,对当下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困境及出路做了探讨,颇可供业界参考。对于我们学报来说,这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与促进。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在将来的办刊中,相与前行。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第一,《春秋》称国君即位之年为"元年","元"乃更始,有断与续相统一的寓意。第二,《春秋》书"王正月",是为了"大一统",王者改制必然导致"统"的更迭,"通三统"是一个循环,叫做"三而复";此外,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历史的无穷演进恰是由多重的"复"构成的,表现了复与往的统一。第三,《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划分成三个阶段,各自的"书法"不同,内与外、夏与夷的界限逐渐消弭,有以横向的社会交往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之意,表现了横与纵的统一。第四,《春秋》有"常义"有"应变"。"常义"固须遵从,"应变"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贴近不断发展着的仁爱之道;历史正是在"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这是常与变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的统一。这些观点有"通古今之变"的意义,属于通史精神的范畴。

论法家思想中的变法与定法

战国法家有变法和定法主张,它们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辩证统一表现在以下两对概念的关系中:一是法的更改和确立;二是法的动和静。更改和确立是同一变法活动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动和静则具有更为内在的意义,它们是更改和确立的根据,更改和确立则是它们的结果或目的。变法和定法是上述两对概念辩证统一关系的现实形态,与现代法律哲学所谓的法具有灵活性和稳定性的性质和表现是一致的,可以得到历史的印证。战国时期各国开展了确立成文法的变法运动,法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冲突也随之加剧,而这正是法家提出变法和定法主张的历史根源。

超越学科畛域 厎止知识创新——从“学术本质”的范畴看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

对学术期刊作出评价其实就是对学术期刊的本质加以揭示。事物有多重本质,而揭示不同的本质,就需要相应的不同范畴或角度,评价学术期刊也是如此。目前通行的学术期刊评价是从"影响力"这个范畴或角度来进行的,这样做有可能忽视了"学术"这个范畴或角度。相比而言,"影响力"评价在可操作性上显然占有优势,况且其中也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学术本质的因素;但它毕竟不是学术本质本身。过于依赖影响力评价,对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必然产生不良后果。"学术本质"看起来玄虚,可是在思想上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学术本质要求学术研究和期刊工作都要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问题为导向,就一定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知识创新恰恰就在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工作中得以实现。学术本质要求学术期刊要与学术研究保持一致,它的工作目标不是固守某一学科,而是根据客观发展的需要,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创新成果顺利发表作出最大的贡献。

《新约》金规则与《论语》忠恕思想之比较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这里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做同中察异的工作,就宗教与历史之关系而言,中国的三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本来各不相同;但不论前者的邦国,还是后者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这点又是相同的;可是在此之上,前者还有天或皇天上帝,后者则无,原因之一是由于前者在地上有最高的天下共主,而后者则无。杨共乐认为,敬重神灵,墨守礼仪,以敬神束缚民众,以礼仪统一思想,是罗马早期宗教具有的明显的目的性;敬仰民族神明,宽容外邦神灵,又使罗马的宗教传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早期罗马的宗教传统是多神崇拜但有秩序,宽容外神但有原则,主要表现在新的外神从未渗透到罗马旧有宗教的核心,后者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刘林海指出,基督教最初并非罗马的唯一选择,其优势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罗马传统宗教自我更新的失败则把基督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蒋重跃对《新约》的道德金规则与《论语》的忠恕思想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主张博爱。但《新约》的金规则只有肯定式的表达,因为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爱也要无限地向外推出去;《论语》的忠恕思想则既有肯定式,也有否定式的表达,由于儒家的博爱来自人自身,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爱既可向外推出去,又要向内加以限制。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异。王献华在分析雅各布森的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对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的研究和对早期两河流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合二为一的学术进程;在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神灵史的路径可以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学术方向。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

重读商鞅和《商君书》

关于商鞅和《商君书》,在价值评判上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主流的一派偏向儒家,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派偏向法家,持辩护的态度。2020年全年至今,笔者重读商鞅和《商君书》。其间,不断提醒自己把价值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让阅读理解朝着理性、客观、公正的目标前行。阅读中感触最深的可以做以下两种概括:第一,记载商鞅事迹最为全面系统的《史记·商君列传》不过是司马迁在讲故事。他对商鞅在秦国的许多行事是敌视的,所以用“少恩”“天资刻薄人也”给予评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味,难免也有明显的价值偏见;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个重大历史活动,却能如实直书,给予恰当肯定,在保持历史主义品格及其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不愧“良史之才”的美誉。第二,《商君书》围绕着“农战”“刑赏”“胜民”“作壹”“势术”“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它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刑去刑”“抑制强民”“利出一孔”“事合利异”“行治曲断”等观点及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论证,即使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有深刻洞见的政治学说。此外,它还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的领域里驰骋政治想象,为自然状态理论和国家起源说贡献了一家之言;它使用“道”“理”术语,把政治现象纳入知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给“圣君明主”这个主题以理论阐释。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支撑着系统的治国方略,《商君书》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一本一流的政治学/哲学经典相媲美。

回应学术挑战 启发理论思维--读《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两点体会

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历史理论？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起,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惑着许多史学工作者。2011年,经过15年努力,我校瞿林东资深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系统而深入的回答。

《老子》:道的历史性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及史学之比较,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本栏目的三篇文章,或在比较的视野下研究中国和西方历史及史学的某一问题,或对中西史学某一问题作对称性的比较,均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历史及史学的核心问题。蒋重跃教授的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学者对"道"的理解习惯于意会和描述。近代中国学者多参考西方"基始"或"本体"等概念来界说"道"的内涵。然而西方的"基始"等概念强调的是内涵的横向构成要素和方式,《老子》的"道"强调的则是"道"纵向变化的历史性。杨共乐教授的文章认为,人才强国是罗马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罗马在向其他文明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我,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宁教授的文章讨论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他指出,对于历史变化的认识,中西史家的认识之异中亦各存其所同。中国史家重视历史在纵向时间上的变化与横向空间内容之间的联系(通);西方史家则重视从一个不变的基点认识历史的变化。此两方面之不同,是古代中西历史思维在最深的层次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