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大同地区的经济生活——以人口与财产为视角

山西大同地区在日本占领的八年内,遭受了巨大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经济生活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军队漠视生命,肆意屠杀平民、强迫劳工、俘虏捕杀民众,致使大批民众受伤、逃亡。与此同时,日本军队与伪政府在占领区实行了全方位的经济掠夺政策,给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邮政、金融、文化、教育等社会领域,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深刻影响了经济生活正常运行。通过梳理山西大同地区的人口和财产损失,透视沦陷区民众的经济生活,还原历史真相,以推进抗日战争的具细化和大数据研究。

商人外交与中国形象建构——以1915年中华游美实业团为例

清末民初,美国商会数次诚邀华商访美考察,事不果行。一战爆发,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美国欲重构世界秩序,中国期以新国家身份走向世界,游美之行重启。中华游美实业团是中美政府主导、商人组织参与的一场国民外交活动。中美双方不仅以经贸方式增进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在互动过程中,有意地共同建构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极具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形象。“进步”的中国形象彰显出美国对中国具有家长式庇护的责任并起到支撑美国帝国身份的作用,亦表现出中国以新国家身份从传统转向现代、主动融入到由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秩序,实现民族独立的努力。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0月12—13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既是对1989年召开于华中师范大学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的纪念,也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总结,更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提出“再出发”的展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次会议希冀为中国教会大学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拓展出更加宽阔的视野与范围,建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有所推进。

从监督到合作: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代表余日章与北京政府关系考述

因北京中央政府权威衰微,所产生的"谁能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资格之争,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无法实现统一对外的外交原则。中国社会为维护国权、监督北京政府,遂推选余日章为国民代表之一,介入国家权力的外交层面,参加华盛顿会议。余日章最初不愿担任名为荣誉、实为棘手难题的国民代表一职,终为谋求中国独立自主和基督教中国化,以国民与教民的双重身份投身其中。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暂代国民代表领袖,与北京政府之间历经了由对立转向合作的过程,并推动山东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虽然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有限,但在国家建制层面,其由对立者向合作者转变,表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依然遵循着国家主导的传统,二者在对立中合作,合作中亦有对立,而余日章于其中扮演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作用,这也表现出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