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宋党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宋党争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对于中文学界来说,不仅总体研究开始出现,而且阶段性研究突破了熙丰变法时期,庆历党争、元祐党争和崇宁党禁时期也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此外,文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更是成为北宋党争研究进步的重要催化剂。对于海外学界而言,他们的党争研究主要是为构建其“唐宋变革”“帝制中国后期社会转型”等宏大理论提供直接论据。但近年来,海外学界对党争研究也逐渐与宏大理论脱钩,政治空间、政治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研究方法皆是代表。目前,北宋党争研究仍然面临诸多困境,明晰党争定义、扩大研究对象以及转换研究方法或是传统议题勃发新生机的关键所在。

论宋初武将的佛教信仰

宋初军队中有相当一批信奉佛教的武将。就地域而言,他们主要来自北方地区;就职位而言,他们履历丰富,不仅曾任职于中央禁军,也曾任职于地方节度使。他们奉佛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征伐生涯杀戮过多,希望凭借佛法化解怨念;有的悦情佛门,以避免皇帝的猜忌;有的则是受身边亲属信仰佛教的影响。同时,佛门教义进入军人群体,对宋初政治局势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利用“定光佛出世”谶语,为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依据;在北宋翦平列国,一齐天下的过程中,隆兴佛教也达到了收揽人心,减少统一阻力的效果。

从“措大”到“赤老”——五代宋初文武地位的转变

称谓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的符号,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存在。五代宋初,文人地位不断提高,反映在称谓上即是“措大”一词由武人贬称文人变为文人自嘲,武人称谓也经历了从“健儿”到“黥卒”和“赤老”的变化,表明武人地位逐渐下降。文人和武人地位反转的根本缘由在于宋朝治国理念的变化。

论谢方叔与宋理宗朝后期的政治进程

淳祐末,凭借宋理宗的青睐,谢方叔登上相位,终结了四明集团主导政局的时代。其任相期间,发生了余玠之死,但是不能简单把余玠之死归咎于谢方叔、徐清叟等人的进言,而是理宗、宰辅和朝臣三方合力的结果。宝佑初,以卢允升、董宋臣为代表的内侍、贵戚专权擅政,谢方叔在与内侍、贵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宋理宗的信任,从而被弹劾罢相。此后,宋理宗重用贾似道,为宋度宗时期贾似道的擅权奠定了基础。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再审视

自钱穆先生发表论文以来,皇权与相权关系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以皇权多受宰相限制而得出相权加强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表面上皇权确实受相权限制,但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真正限制皇权的是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祖宗家法、儒家礼法以及统治者自身的统治理念。宋代之相权较唐代而言,确有削弱之势,且一直持续至明、清,这与皇权不断加强的大趋势相一致。而南宋权相的出现,一是皇权的主动授予,二是皇权的被迫让渡,即权相所行使的并非实际的相权,而是部分皇权。因此,南宋相权增强乃是一种假象,且这种假象给后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增加了很大的障碍。

北宋黄州知州考

北宋时期的黄州,隶属于淮南路,后改隶淮南西路。由于远离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开封,属于欠发达地区。正因为此地的偏僻穷困,也使得黄州成为北宋时期主要的官员贬谪地之一。通过对已有史料的梳理分析,考察了黄州知州群体的任职时间及其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北宋黄州知州群体的一些特点:一是以文官为主,武臣出任黄州知州的情况极少;二是出任黄州知州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贬谪之臣。由于北宋历任黄州知州的辛勤治理,使得黄州的经济得以改善,成为南宋时期的防御金、蒙(元)的重镇,自此以后成为闻名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金史·傅慎微传》辨析

在元修三史中,《金史》的评价历来比其他二史更高,四库馆臣即认为《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①赵翼也称赞:“《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②尽管《金史》号称“良书”,但因为用时过短,编纂仓促,考证粗疏,亦遭明清以后学者的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