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亦官亦民纽带的源流:川江船帮起源、名实类分与近代转型

目前最早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的系统资料见于清代嘉庆八年的巴县档案。清代川江船帮本身主要是在应办官差的诉求中由官府倡导下形成的。嘉庆八年,重庆巴县一带已经有下河十一帮、小河四帮、大河八帮。这种状况持续到民国时期,当时重庆仍有上河七帮、下河八帮、小河四帮。清末民国时期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北西部其它一些城市也有大量船帮存在,而且呈现行业帮与地域帮的重合交织状况。一般来说,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帮两种,但有时地域类船帮因多从事某类货物运输而形成地域帮与行业帮的重合。在历史上地域类船帮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按船主的乡籍地域命名,第二种是以运输行驶的河段来命名,第三种是以地域性木船船型来命名。不过,前两类有时往往互相融合在一起。清代巴蜀地区船帮具有明显的乡籍、家族特征。如巴县有的船帮会首有父子相承现象,而八省会馆对船帮的影响力巨大。会首主要承担揽载分配货物、协调上下内外关系、内部组织管理等三大责任。受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川江船帮就受官府的巨大影响,会首推举、重大运营事项都要向官府禀报,重要官差还需要固定人员“在衙听差”,显现了传统中国民间行业会社组织固有的“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近代以来川江船帮出现了近代转型,即从地域性船帮向行业船帮转变,与巴蜀地区移民会馆功能由地缘性向业缘性转变的趋势相吻合。具体来讲,一是组织功能上乡籍家族特征淡化而行业帮会特征彰显,“乡气”削弱,“业气”上升;二是在组织性质上则有一个由偏向民间会社组织向近代行业会社转型的趋势,出现组织形式上行业会社的现代性与行业会社的寄生性的同步发展,“民气”削弱,“官气”强化,行业会社的“亦官亦民”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两阶段多标签分类探索中医证素辨证规律

探索证素辨证规律能更好地辅助临床决策和促进中医辨证理论的传承。中医文本句式结构复杂、表述标准不一,难以匹配符号规则,且神经网络黑盒特性又难以直接解释其辨证过程。为探索中医证素辨证规律,第一阶段使用神经网络模型对证素进行多标签分类,通过稀疏注意力捕获与证素相关的关键词及其权重生成证素表征;第二阶段使用随机森林对融入相关证素标签的证素表征进行分类训练,后对随机森林规则提取以探索辨证规律,提高证素辨证的可解释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提升了证素辨识的准确率,同时F1保持较高水平,有利于探索证素辨证规律。

从“马头”到“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马头”向一词一义的“码头”转变的过程。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既有研究对其内涵与范畴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更易叙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地名的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

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

以往对中国饮食食辣区域的分析还完全是一种纯感性的认识 ,如简单地认为南辣北淡 ,对各个食辣区的食辣程度也是众说纷纭。本文将统计分析、实地考察、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 ,认为经过历史时期的发展 ,现代中国在饮食口味上形成了三个辛辣口味层次地区 :即长江上中游重辛辣区 ,包括四川 (含今重庆 )、湖南、湖北、贵州、陕西南部等地 ,辛辣指数在 151至 2 5左右 ;北方微辣区 ,东及辽东半岛、北京、山东等地 ,西经山西、陕北关中及以北、甘肃大部、青海到新疆 ,是另外一个相对辛辣区 ,辛辣指数在 2 6至 15之间 ;东南沿海淡味区 ,在山东以南的东南沿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为忌辛辣的淡味区 ,辛辣指数在 17至 8间 ,其趋势是越往南辛辣指数越低。传统认为食辣仅主要是去湿驱寒 ,而本文研究表明冬季日照数少、湿润而寒冷是形成辛辣重区的主要环境因素 。

三峡开县秦巴古道路线考述

古代秦巴先民克服秦岭、大巴山阻隔,开通了数条古道,史称秦巴古道。开县位于秦巴古道重要路段,据有巴夔之喉衿、襄峡之唇齿的战略要地。三峡秦巴古道早在西晋就已经开通,唐代拓展成洋万涪道、洋渠道和荔枝道,传统上又称洋巴道。宋蒙战争时期,秦巴古道开县段是双方必争之地,几易其手,成为影响全局的军事通道。明清时期,开县秦巴古道降为商道,商贸日盛;小川北道、东西向通道、南北向"三纵一横"的小道,构成了以秦巴古道为主伸向四方的开县交通网。历史上,三峡开县秦巴古道不仅是一条经济动脉,一条军事通衢,还是一条文化走廊。

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

明清之际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入和推广除了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外，还存在许多负面影 响。其负面影响是为清代“人口奇迹”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南方亚热带山区形成了结构性的贫困，制约了亚热带山区产出多样性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影响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形成，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影响了社会进步。

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

本文认为虽然学术界在整体上有将图像史料视为边缘史料的潜意识,但近些年在理论认知和研究实践上都有进步。在中国古代图像的功用一度很大,但随着思想表述的越来越深邃,图像的功用愈加式弱。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图像有文字所没有表达过的空间和领域,也有在同样大幅面内比文字隐含更多信息量的地方,有时图像史料在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功能上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之处。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大部分,分别体现着"图像证史"、"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图像史料的分类应该按统一的口径来划分。中国古代图像资料虽然相当丰富,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图像史料有其自身纪实精准度差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大多数图像史料是没有具体的时空维度的,我们一定要慎重使用;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史料的"时空维度",可能更要关注图像史料的"社会维度",研究分析各类图像史料的"信度等级"。

历史时期中国酸食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从汉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形成了中原和荆楚两个食酸地区。元明清时期,酸食区域被更广泛地认知,山陕、东北、东南沿海三个酸食重区彰显出来,酸食的空间差异辨识度明显。20世纪的饮食文献资料统计表明,中国酸食分区的历史承传特征明显,酸食空间分布的形成主要与水土酸碱度、资源分布,以及饮食结构、饮食味道味型差异等因素相关。

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

本文将统计分析、实地考察、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认为 ,经过历史时期的发展 ,现在中国在饮食口哧上形成了长江上中游辛辣重区、北方微辣区和东南沿海淡味区三个辛辣口味程次的地区。最后认为冬季日照数少、湿润而寒冷是形成辛辣重区的环境因素 ,同时也分析了形成辛辣重区的社会因素 ,如移民等因素。

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

通过对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变化的讨论，说明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最北可达北纬31°40’，近2000年来荔枝种植的北界总的来看是逐渐向南退缩；两晋、南北朝时期和唐后期的寒冷气候在长江上游地区反映不太明显，而南宋12世纪的寒冷气候在长江上游反映十分明显，这说明12世纪的寒冷气候是长江上游近2000年来最寒冷的时期；在12世纪中长江上游又以70年代最为寒冷。

近代日本对于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初探

本文从日本教习、留学日本、日译出版物三个方面对近代日本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将以前有姓名可考的在四川的日本教习由 77位补充至 93位 ,并提出清末在四川的日本教习应在 1 0 0位以上 ,四川是聘用日本教习较多的省区。本文中提出清末在日本教习进入四川前西方教育在官办学校的影响十分小 ,而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数量相对较大 ,故日本对四川文化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比其它地区更明显。文中最后提出日本对四川文化教育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四川的政治军事社会各个层面 ,在历史上强弱交往的“失权规律”和“得益前提”的背景下 ,提出要区别日本政府的主观企图与文化传播的客观影响、日本文化人的个人情怀间的关系 。

历史时期资源开发的技术“干涉限度差异”研究——基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方式变化过程的反思

研究表明,明以前长江流域渔业经济中自然捕捞占绝对性优势,明代后期随着人口增多,对鱼类资源的需求增大,加之鱼类养殖技术的进步和自然水域鱼类资源的减少,淡水人工养殖开始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淡水养殖取代自然捕捞成为长江流域渔业经济的主要形式,80年代后人工养殖占了绝对优势。长江流域渔业从自然捕捞到人工养殖的变化一方面为人类提供更加充足的鱼类供应,使烹饪方式和饮食结构产生变化。同时养殖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兴起。另一方面,淡水养殖发展中也给水生态环境、鱼类物种多样性、鱼类品质口感带来一系列问题。历史证明,在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水资源与鱼类资源、渔产增殖与物种多样性、鱼类产量与鱼类品质的关系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基于有"限度"的人为作用。从历史上来看,人类利用生物资源中受不同生物属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人类干涉的程度应该有很大差异,故形成不同的"干涉限度差异"。这种理念不仅应该融入在以后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遵循的准则。

中国古代栈道的类型及其兴废

本文从考古和文献角度研究了中国古代栈道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分析了栈道类型及变化,同时指明了栈道衰亡的各种原因。

中国西南荔枝种植分布的历史考证

中国西南在历史上曾是中国三大著名荔枝产地之一。本文考证了历史时期中国西南地区荔枝种植分布情况和分布规律,指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南地区荔枝种植的鼎盛时期,在中国西南重庆、宜宾、泸州、涪陵、乐山、万县、保山等地有大量种植,种植最北点到北纬32°左右。但在明清以来,种植面积大大缩小。今天中国西南荔枝种植仅集中分布在北纬29°以南的极少数地区了。本文又从气候、兵火等几方面分析了中国西南荔枝分布缩小的原因,并指明以后发展荔枝生产的方向和条件。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绘有著名的历史地图,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而主要是以编绘政区疆域山川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的综合表现。明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入中国,但就是整个清代而言,大多数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的写意山水方法进行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这方面日本人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从20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了繁荣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如存在将历史地图看成文化工程而不是科学工程、强调绘制技术忽视基础研究的误区,从而影响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使用功效。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四大发展方向。

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与“西南”、“西北”的战略选择

中国西部开发历史上 ,在农林牧三业的选择的理论和实践中 ,存在“农业先进”的误区 ,从根本上看是不注重资源环境与产业的最优配置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历史上西部屯田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且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十分大 ;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存在生态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 ,西北地区多为生态性贫困 ,西南民族地区多为结构性贫困 ,相比之下结构性贫困更容易改变 ,而西南民族地区的环境承载量更大 ,这为西南开发奠定了更好的条件。在西部开发的产业选择中要树立“适应”就是“先进”的观念 ;加大西部开发中对西南地区开发投入的力度 ,西北地区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加大开发的力度 ,实行软开发 ;针对不同的贫困 。

清代长江红船救生的地位和效果研究

本文认为清代巴县救生水手有家族式加入、人员长期稳定的特征,一方面透露出清代四川移民家族式迁入的社会特征,一方面显现清代长江救生水手是收入相对较高的衙役职位,进而可看出清代中国长江公益救生体系在社会运作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清代红船救生的效果一度很好,但红船手水禀报县衙案情可能存有虚报,而县衙上报更高一级的宪台和臬宪的清册,虚报更为严重。这两者间的虚实之差,让我们窥见了清代社会陋习积弊和官场生态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