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探析——以F街社区互助会为例

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的实现与呈现,相当依赖于可动用的社区资源。在我国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不力的现象或问题,且与参与资源匮乏密切相关。从资源视角出发,分析社区参与主体的资源相互依赖关系,探讨社区参与中的资源发掘路径,有助于破解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研究发现,拓展资源枢纽型组织的资源发掘路径、利用政府在社区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地位、建构多元化与多层次的社区资源供给体系,是缓解社区参与不足、最终走出社区参与困境的可行路径。

针对境内居留群体及其聚居区引入服务型爱国社团的思考及建议——以澳门街坊总会广东办事处服务点为例

伴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入境居留且拥有境外身份的社会群体日益增大,其居留期内的社会服务需求凸显。针对居留群体引入并设立服务型爱国社团,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有助于提高居留群体的生活质量,有助于促进境内外交流与粤港澳融合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管理、资源不足等问题。澳门街坊总会在内地设立广东办事处及中山、横琴等服务点,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建构社会服务机制,以需求为导向提供社会服务。引入境外爱国服务型社团,应依法筛选友好型、信誉良好、能提供优质服务的爱国社团,加强服务管理,促进其规范运作,发挥应有作用。

经济强镇社会治理探索与“社会性”培育——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为例

狮山镇是佛山市南海区的经济强镇,其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走出了一条契合自身特点的社会治理路径。在社会治理建构及“社会性”培育中,尤其是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在促进社会质量提升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上,狮山镇都有诸多实践探索。长期以来,狮山镇以制造业发展见长,并以产业发展带来的丰厚经济资源为基础,反哺与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且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把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社会治理格局。狮山镇所走的社会治理路径虽属个例,但其中蕴含着经济强镇社会治理建构的共性逻辑,给类似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地方性范本。

“产—城—人”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导向的社会治理研究与探索——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为例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以“产—城—人”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探索出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结合的社会治理“狮山模式”。该治理模式的核心意涵是,狮山镇在区域性的产业增长、城市建设和人的进步之多重复杂关系中,通过多主体、多形式的社会治理建构,在使产、城、人三个领域均得到良好发展的同时,还使三者之间形成相互顺应、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狮山这一创新探索,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地方样本。

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城中村“景观”问题是具有共识性的“问题”性现象,且普遍存在于我国大中城市中。该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不仅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如缺乏“内植”的规划先行发展观,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软化,”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个别争取是诱发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力求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超越物质“景观”层面的关注,并在基层依托基础上强化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

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

从我国目前城中村基本结构与功能看,呈现出类似国外城市贫民窟的所谓"类贫民窟"现象。该现象形成的逻辑脉络是:主要由城市流动人口经济特点所决定,居住上提出了廉租屋需求,但正式廉租屋供给严重滞后,不覆盖流动人口群体,产生出廉租屋需求与正式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同时把消解紧张关系的出路推到了城市非正式市场。纳入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村庄,由于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城市化农民利益机制的自发形成与发挥作用,村庄演化为城市非正式廉租屋供方主体与流动人口聚居区,并在自我强化中形成暂时能够实现多方利益共赢的自平衡体系。但这种非正式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是自发城市化与市场化的结果,缺乏足够公共理性的介入,在传统村落格局与个别理性"主宰"下演进,致使空间结构及社会结构"类贫民窟"化。政府有必要通过制订相关公共政策,推动城市化村庄发展中的去"自发性与非正式性"过程,以达至抑制或缓解城中村"类贫民窟"问题的目的。

论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基础——以广州市城中村为例的研究

城中村改造是当下政府甚为关注的现实问题。诸多改造实践表明,城中村改造牵扯多层面利益关系,是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城中村改造至为关键的问题是,需要顾及到城中村赖以形成和维系的基层性、民间性社会因素,即要考虑到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基础。该社会基础,主要包括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及生活问题、城市化农民的利益机制,以及城市生存型经济方式的存在和发展空间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改造充其量只是治表之策,最终难免陷入困难境地。

关于政府主导城中村改造的探析——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广州市政府工作的"重头戏"。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主要又是流动人口相对稳定聚居区,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生存与生态体系。政府以大拆大建为标志的改造,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空间形态与外在景观,更是特定群体的生存方式。若要最大限度地让城中村改造行走在公共利益轨道上,政府在有关基础性社会条件培育中,如树立渐进式改造理念,建立或完善公平合理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机制等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对改制公司“办”社区的思考 广州城中村撤村改制个案研究

Shipai, a village in Guangzhou, has been reorganized as a company named Sanjun since 1997. As an unexpected effec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Sanjun plays an irreplacable role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mmunity. However, i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ce-critized practice of “enterprises’ running a society” under the unit system.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the thing happens and points out that such practice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both Sanjun and the community. The author argued,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Sanjun company depends on manpower, land and social capital of the community, it is natural that the company deeply involved in Shipai ’s daily life.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城中村独特与怪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当下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为框架,针对城中村空间结构中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公共理性匮乏与孤岛型空间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准企业型政府下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职能缺位或者力度不足,致使村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的城市化过程,这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问题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在该前提的约束下,传统村落空间结构路径依赖、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利益争夺、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的冲击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强化公共理性的介入,变村落空间的自发城市化为自觉城市化过程,此乃化解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的关键。

转型社区的“总体性”组织及其破解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对改革开放后的社区组织建构产生直接影响。转型社区是城市化中产生的特殊社区,其"总体性"社区组织的结构,既是"总体性"社会作用于微观社区的呈现,也是农村社区进行适应性变迁的结果。但转型社区伴随产业结构与居民职业方式的非农化转换,各种社区关系变得复杂多元化,"总体性"社区组织越来越丧失其合理性价值并诱发诸多的问题,如"总体性"组织的公共"代表性"不足、权力及职能关系产生"异化"、基本的社区整合难以实现等。改革"总体性"的社区组织结构,建构多元共存的、权力及职能关系清晰的、整合度高的组织系统,是转型社区实现现代转型与有效治理的组织化保障。

社会生活共同体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广州幸福社区创建为例

把社区建构成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国家给社区建设预定的主要目标。社区文化在这一共同体之形成和维系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因而,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支点。但目前过于行政化、自主性及公共性相对匮乏的社区现状,是社区文化建设普遍面临的问题。伴随市场化与公共机制的深入发展,社区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趋向弱化,利益关系趋于多元化与人际关系趋向功利化,相关社区问题增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几乎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文化的支持。而建构超越强行政约束的、并能培育出居民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社区文化,是把社区塑造成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

非农化村庄:一种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社区组织

目前的非农化村社区组织构建基本上是在粗放型城镇化背景基础上自下而上选择的结果 ,普遍存在缺乏实现与更大社会整合的内在素质与结构。其中 ,封闭性利益共同格局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根本 ,单位化倾向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结构性因素 ,拟家族化倾向是缺乏社会延展性的结构性与管理性因素。因此 ,如何根据未来发展前景与社会适应进行恰当的组织定位与构建显得极为重要。

论实体论与程序论的公共利益观

公共利益研究从已有理论与实践取向看,基本可分为实体论公共利益观与程序论公共利益观。实体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实体性;程序论公共利益观认为,公共利益在理论上难以把握,在实践中难以度量,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关键在辨认与实施它的程序当中。实体论公共利益观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政府本位倾向、被虚化风险的存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易遭遇人性挑战等。现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的规范化与程序化运作提出了很高要求,如何完善公共利益的制度与程序化约束,这在我国转型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异军突起”的单身群体与我国社会经济政策走向

我国单身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传统家庭结构及功能变迁的呈现,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多重效应。该变迁趋势在让个体获得更多自主选择空间时,也不同程度地强化了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并在助推单身经济系统的形成时也带来劳动力再生产的萎缩等问题。我国至今仍然是普婚型社会,主流社会制度依然是针对普婚型社会而建构的。伴随单身群体从边缘群体逐步成为社会受关注的群体,社会经济政策必须与这一社会变迁趋势相适应。此外,由于传统婚恋家庭制度和单身群体权益实现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寻求在两者平衡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政策创新,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反思——以广州市为例的研究

流动人口是从传统计划体制中"裂变"出来的最庞大社会群体,但"裂变"的发生,却没有及时而有效的管理体制加以整合,致使我国转型期诸多城市问题均程度不等地与流动人口问题相关。为缓解城市社会问题,适应大规模流动人口管理的需要,广州市政府建构了新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把"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行政管理架构"复制"到流动人口管理上,并以出租屋作为管理"切入点",确立了流动人口管理的独立主体与专门组织体系。但新体制中体现出以强化政府性力量为导向的、以出租屋为"切入点"的、以税费征收为基层实际利益驱动的流动人口管理,仍然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反思,在实践中加以改进。

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功能分析——基于城中村空间改造的思考

在我国大规模与加速度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对低成本生活形成的刚性需求;社会分化的空间呈现及其结构化,城中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淀及其结构化所形成的约束效应;城市流动人口公共需求与政府体制及机制滞后所形成的矛盾关系,以及这种矛盾关系转换的慢时耗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致使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暂时难以替代的功能。城中村空间改造与升级,必须在关注这一特定功能前提下,才能顺利推进。

高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探析

在我国内地高校专业发展中,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度相对偏低,并成为制约社会工作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埃里克森自我认同理论为视角,就内地高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展开探析。研究发现,与市场经济密切关联之功利性价值的严重冲击、社会工作初期发展阶段对专业认同的制约、高校既有微观体制机制给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等等,均是引发或强化高校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程度偏低的主因。建构与培育有助专业认同提升的新社会价值观、在摆脱阶段性约束中建构有助社会工作专业认同提升的稳固社会基础、在高校体制机制改革中关注专业认同的改变,是全面系统转变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状况的基本路径。

“人户分离”问题与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户分离"问题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在户籍人口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人户分离"现象普遍,易诱发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失真、流动人口公共需求难以满足、居民生活便利性受阻等问题。"人户分离"问题的治理,除依赖"顶层"部门的制度与工作配合外,属地化社区人口管理服务机制与具有暂时替代意义的有关机制建设,是化解问题的主要策略。

社区工作与公共危机治理——结合广州市新冠疫情防控

伴随中国社会治理功能的社区化,社区已成为践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区工作的功能价值日益凸显。社区工作介入公共危机治理的独特优势,不仅根植于社区自身的多重特性之中,如社区是居民利益攸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危机防控的初级现场等,还与社区工作有着专业化、行业化、系统化机制的支撑相关。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社区工作仍然面临系列问题。应建立、健全与公共危机治理相配套的社区体制机制,建构并形成由社区工作主导或参与的应急机制或平台,使社区工作优势得以更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