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学习《邓小平文选》札记

文艺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物质文明的建设又起着很大的影响。《邓小平文选》就文艺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其基本点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他不断强调,毛泽东思想(包括文艺思想)

论《济金根》的非悲剧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木《弗兰茨·冯·济金根》是有过一些称赞的。称赞它的“结构和情节”“比任何现代德国的剧本都高明”,它的个别场面的描写“是特别成功的”,它反对了“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见《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339—346页,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两封信。以下引文凡不另注明,均本此)。除此之外,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反映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悲剧观念的《济金根》采取了严肃的批评态度,从而否定了拉萨尔笔下的济金根的悲剧形象性质,对拉萨尔自认为成功的悲剧创作进行了驳斥。正是在对拉萨尔的《济金根》的批评中,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完善的关于革命悲剧的定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革命原则立场。

王鹏运和他的词

王鹏运(1846-1904)字幼霞(佑遐),号半塘、半塘老人,又号骛翁,因有室名“吟湘”,也曾自署吟湘病叟,祖籍浙江山阴,约在清代道、咸年间入籍广西临桂(今桂林)。他的曾祖父王会、祖父王立诚均封资政大夫。父亲王必达(号霞轩)道光癸卯(1843)举人,官至甘肃省安肃兵备道,后调补广东惠潮嘉兵备道,卒于赴任途中。王必达是一位诗人,著有《养拙斋诗集》十四卷,主要抒写晚年的军旅生活经历。据说未收成集的诗还有不少,皆因戎马倥偬中散失不存。后人对他门评论是;“朔漠一官,离家万里;边塞风云,感慨时艰。发为诗歌,淋漓激昂,以子美夔州、东坡惠儋自况”。

古代诗词的“境界”浅说

宋代诗人梅圣俞说过:“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意思是说,诗词是作者心有所感写出来的,其所感如何,读者只能去体会它,很难具体指出来加以说明。这近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当然,也并非绝对不能“言传”,只是说不那么容易吧了。关于境界的问题,正有这种情况。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主。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连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与真感情者,谓乏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说得颇有道理。王国维用他的境界说来品评某些诗词时。

从娜拉到吕后

“我什么也不希望,只希望我能做一个演员.”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四十年前是这样发誓过的.几十年来,江青从一个洋场卖俏、粉墨寻欢的无耻女人,到混进革命行列,得志正猖狂,竟狗胆包天妄图篡党夺权,要当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女皇”,这就是江青的“演员”史.一九三四年,江青(当时化名蓝苹)在上海一家野鸡剧团里参加演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扮演剧中主角娜拉.她深有感触地说:“无形中。

三十年代文坛鬼蜮—张春桥

三十年代的文坛鬼蜮张春桥扼杀《八月的乡村》时,所使用的手段,是典型的“捣鬼术”。他说,这部作品“里面有些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至于怎样的“不真实”,他没有具体说。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然无限的。”

严防恶■出“荒丘”

投降派的伎俩,花样繁多,而“忍受”则是最被玩弄的一种。叛徒、卖国贼林彪就十分欣赏孔老二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反动说教。“大谋”者,大搞复辟、投降的反革命勾当也。“忍”,是为了投降;要投降。

孔孟之道的女殉葬——薛宝钗——《红楼梦》人物剖析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描写的众多女子中,只有薛宝钗以其俨然的卫道者的身份,博得了贾府里上自贾老太太下至那些专门巴结主子、迫荣逐贵的奴才等正统派人物的一片赞扬。他们称赞薛宝钗是“百里挑一”,她“孝顺守礼”,“含蓄浑厚”,“有涵养,心地宽大”,因此贾府的实权人物王夫人一眼就看中她是一个理想的继承人,说什么“将来的一番家业都是她的担子”。甚至那位从来不说别人好话的赵姨娘也破例赞美起薛宝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