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全球南方”经贸合作的中国角色

经贸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南方国家,在提供发展动力、搭建合作平台、推广发展经验、弥合发展差距、维护合作利益等方面不断推动“全球南方”经贸合作走深走实。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贸领域存在广泛的互补性需求和共同利益,但也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发展诉求存在差异、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合作影响难以量化评估的风险与挑战。展望未来,中国应扩大理念层面共识,明确经贸合作发展框架;深化管理体系改革,实现协同发力;尊重合作方发展需求,协调各方经贸利益;发挥传统合作优势,营造良好经贸环境。总之要多措并举,通过加深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一带一路”北极航道开发:动力、趋势及中国应对

全球气候变暖优化了北极航道的开发条件,在国际局势动荡导致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以北极航道为主要发展对象开发国际航运新通道,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目前,北极航道在港口、船舶、货运、航运制度等方面初具规模,且中俄已在北极航道国际运输合作中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正面临打通对外经贸往来新通道的重要机遇,但也面临着国际航运业市场低迷、北极航道航行成本波动性较大、俄罗斯北极地区投资环境不佳、北极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急迫、北极治理制度不完善等多重挑战。为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针对性投资风险管理制度、参与北极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推动搭建更合理的北极治理机制,以提高北极开发质量和效率,并巩固中国在北极开发中的地位。

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中非合作在经济、科技、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领域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成为新型伙伴关系构建典范。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意义重大,提升了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了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心目标,为促进中非携手共进现代化在经贸、产业链、科技人文、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制定详细规划。开展中非全方位深度合作,不仅对中非双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也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合作机遇。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基于北上广深四城市的实证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原理,构建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4个准则层,30项具体指标层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在该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2011年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评价结果显示:在这4个一线城市中,深圳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高,北京市应在生态经济方面,上海市应在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广州市应在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联机制和发展策略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四化"协调发展中存在着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力不强,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不力,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融合不够,不同区域之间"四化"发展水平不同等问题。为此,要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化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通过区域信息化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需要加快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依据2001—2010年相关的平均数据,以全国及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协调关系、生存能力、发展质量、生活质量等四个层面对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同时滞后于城镇化率发展速度;区域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高—中—低分布,同时区域内部质量水平差异较为显著。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升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应从推动人口城镇化与非农业化协调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区域内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及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从国际自由贸易港发展经验看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

自由贸易港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其开放程度更高,功能更加综合,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意义重大。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探讨了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鹿特丹等国际典型自由贸易港发展特点与路径的基础上,从港区功能、管理模式、物流运作及税收政策等方面入手,深入总结了值得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吸纳及借鉴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及港区自身发展定位的需要,提出了发展港区总部经济,打造离岸贸易中心;放开外汇管制,发展离岸金融;建立离岸创新示范区;推进旅游消费国际化等措施指引,从而为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

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及策略研究——基于2010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结合IMD和WEF竞争力理论和评价体系,从生产要素、需求要素、产业关联、企业发展、政府行为和贸易行为层面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测度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当前只是文化大国,而非文化强国,文化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较弱,处在所有参评国家的中下等位置,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文化产业存在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居民消费层次低、文化企业价值链宽度不够、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低、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和高层次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创造和实现能力。因此,需要从资源和要素整合、打造产业链条、提高科技含量、优化政策与法律环境、人才培养以及推进"走出去"等方面采取策略。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现实与对策研究

国外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和升级,叠加以美国"科技脱钩"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不断加大。我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疫情对我国部分进口依赖行业上游链条输入带来不确定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我国外向型供应链产品的国产化替代步伐。我国具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多年技术创新沉淀潜力蓄势待发,尤其疫情期间出现的企业敢用和愿意用国产产品的好苗头,国产化替代有望迎来历史性拐点。进一步建议,我国要抓住率先控制疫情和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的关键窗口期,以稳定供应链、保障要素链、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思路,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政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加快形成自主可控技术,乘势推进关键环节、核心领域和重点产品的国产化应用和迭代升级,做深、做长、做实产业链,打造"进可攻、退可守"的产业生态体系,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稳定性模型分析

本文应用博弈论建立了一个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稳定性模型,通过模型分析,笔者提出网络组织的稳定性依赖于多种因素。其中,信任机制、惩罚机制是网络组织稳定的基本因素,本文通过对中国网络组织的一般性分析,指出特殊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网络组织的信任机制和惩罚机制更多的来源于非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空间局限性,是导致中国区际网络组织稳定性差的重要原因,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网络组织稳定性提升的建议。

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存在着治理模式落后、治理对象单一、法律规范缺乏、地区协同不足等问题,体现了我国雾霾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完善,制约了雾霾治理绩效。需要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市场化治理措施,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地区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雾霾治理的有效性。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

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底色,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和建设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有益于增进我国与沿线各国的政治互信,实现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共赢、包容性发展,减少"一带一路"建设障碍。目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生态基础薄弱和绿色发展诉求不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与绿色发展存在矛盾、中国企业"一带一路"绿色开发能力不足、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区域的绿色竞争等问题。因此,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优化绿色投资区位选择,着力推广绿色发展理念、经验和实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推动适用性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培育和提升企业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韩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金融体系冲击较大 ,为此 ,韩国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本文通过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分析和评价 ,认为韩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虽不是十全十美 ,但的确是效果显著 ,对加入WTO后 ,面临金融全球化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在此基础上 ,作者进而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措施。

日本“数字新政”战略动机与发展特征

当前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全力推进“数字新政”,在“后5G”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学校的ICT应用、中小企业信息化、ICT领域研发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体现了其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全面推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激发中小企业数字时代新活力,促进经济新增长点的战略动机。日本“数字新政”具备硬件投资与软环境建设相结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相结合、数字技术各类研发投入并重等基本特征,对我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形成借鉴与启示。

海外高科技人才回流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2002-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国际人才迁移和中国海归回流为研究背景,以R&D投入强度作为人力资源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变量,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海外高科技人才回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的双重门限效应显著作用于海外高科技人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随着R&D投入强度的不同,海外高科技人才回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

“一带一路”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

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效地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进入以转型升级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并正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但总体仍处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价值链环流的低端水平;而在中国不断扩大海外投资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国际价值链布局正在深入进行,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双环流价值链的初步格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将有利于推动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的形成,把依靠发达国家的"外围"关系转变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主导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业链合作,打造自身国际价值链,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并提高中国产业国际位势,将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地缘经济态势,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平衡。

后哥本哈根时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它却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低碳经济理念成为全球共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实现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新的贸易投资机会将被催生,碳减排国际合作潜力巨大,碳关税可能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新壁垒,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趋于激烈等。如此发展趋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挑战,集中表现在减排压力、出口压力、制造业发展压力和开放经济战略实施压力等,因此需要正视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把握低碳时代脉搏,勇于面对挑战,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采取对策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位于中国,客观评价中国环境污染水平,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测度1999-2009年我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环境污染程度模型,考察贸易开放、FDI、政府规制、产业结构、资本深化、路径依赖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FDI、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路径依赖与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显著正相关;第三产业比重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显著负相关;资本深化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显著正相关;贸易开放虽然提高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却加重了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对提高环境质量并没有十分显著的作用;技术进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东中部环境质量的提升,但对于西部地区环境的改善则相对乏力。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提高外资准入的环境门槛,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健全环境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