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嵌入有助于增强外来人口社会信任,并以此促进其参与乡村治理。

社会监督、群体认同和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福建晋江市问卷调查的分析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本文从社会监督和群体认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Logit模型分析社会监督和群体认同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群体认同在社会监督影响村民行为路径上所起的作用,最后用福建晋江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村干部监督、街坊邻里监督和卫生员监督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2)群体认同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群体认同在村干部监督、卫生员监督影响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路径上起正向调节作用,即村干部监督、卫生员监督的正向影响随着群体认同度的增强而变大。

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变动及优化路径研究——以福建省A市246户样本追踪数据为例

【目的/意义】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背景下,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稳定持续增收问题成为焦点,通过分析福建省A市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中采取的政策、成效及不足,探索更高效的收入可持续增长措施,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方法/过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结构变动分析法对2018—2020年福建省A市低收入群体人均年收入和各单项收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结果显示:福建省A市政府政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多元化,促进各单项增收;但存在经营性收入占比过小、工资性收入增幅下降和过度依赖转移性收入等问题。基于此分析,建议从促进经营性收入提高、保持工资性收入增长和差异化发放转移性收入3个方面进一步优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评价——以晋江市47个样本村为例

基于生态宜居理念,从农村垃圾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污水治理、农房整治、村容村貌建设等5个维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晋江市47个样本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进行综合考量。结果表明:晋江市各村(社区)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参差不齐,排序靠前与靠后的村(社区)的建设成效存在明显差距,得分因子优劣不齐。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晋江市人居环境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