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下交付的历史沿革探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控制下交付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在美国兴起、欧洲发展和全球盛行三个阶段。在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推动下,控制下交付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侦查手段。就我国而言,虽然控制下交付很早就被广泛运用于侦查实务之中,但直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才第一次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立法确认,控制下交付由此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程序性裁判法庭调查的两种模式——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切入

我国目前程序性裁判的法庭调查存在"先程序后实体"和"先实体后程序"两种模式:前者以程序正义理论、诉讼便利理论和证据调查逻辑为根基,但必须面对诉讼拖延和审判对象反复变更的问题;后者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诉讼拖延问题,但它不仅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倍受质疑,而且有可能造成法官预断,并影响权利救济的及时实现。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坚持以"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为主,以"先实体后程序"模式为辅;在模式适用的选择上,裁判权处于绝对控制的状态。从理论上看,两种不同模式出现根源在于程序设计者对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的关系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侧重程序性裁判的独立性;"先实体后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性裁判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