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生存事件条款——兼议瑞信AT1债券减记事件

在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救助面临的困境后,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合同中加入生存事件条款,即当银行被监管部门认定为无法生存或者接受政府注资前,资本工具会被减记或者转股,以改善银行的财务状况。为了稳定投资者预期,应当明确界定生存事件条款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即“无法生存”和“公共部门注资及其同等效力支持”。考察我国目前银行减记型和转股型资本工具的合同约定,在生存事件触发后,会出现“债权先于股权被减记”或者“转股基准价格过高”的问题,导致原股东反而会因为银行经营不善而获益,诱发道德风险。参考欧盟的经验,生存事件触发后的效果不宜交由市场主体自行约定。建议把握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的契机,授权金融管理部门根据问题银行的净资产情况,依照股权和债权在破产清算中的受偿顺序,决定对资本工具予以减记或/和转股。

区块链稳定币的风险与监管路径研究

区块链稳定币在继承比特币点对点支付优势的同时,能够保持自身价格的相对稳定,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根据其稳定机制的不同,可分为法币抵押型、加密货币抵押型和算法型。在没有市场准入的前提下,第一类稳定币的发行人有从事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对此可延续第三方支付监管的逻辑以实现消费者保护与反洗钱这两大目标,同时建立安全评估程序以回应区块链服务行业特有的技术风险;鉴于后两类不存在中心化的发行人,传统金融监管手段无法有效应对,可在监管对象的区块链中设置“监管节点”,以便实时接收信息并实施有效的监管决策。在分类监管的框架下,仍需秉持功能监管的思路,识别特定稳定币结构中权利义务安排的证券合约属性,以防止监管套利。

数字代币发行的监管逻辑:一个类型化研究

在消费与投资二分的逻辑下,根据代币附着的权利内容,可将其分为收益型代币与用益型代币。前者的本质是面向公众的直接融资,金融科技的形式无法掩盖其作为投资合同的实质,发行人应履行《证券法》设置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对于后者,应限制其在二级市场的转售交易,引导其回归产品众筹的本质。全面禁止ICO的监管立场引发的监管套利无助于实现投资者保护与鼓励创新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应在分类监管的前提下,引入监管沙盒及非正式指导等更加包容性的监管策略。通过有效监管维护区块链市场信心,以提升我国在新一轮金融科技浪潮中的竞争力。

从雷曼危机反思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法制变革

拒绝向雷曼兄弟提供紧急贷款是美联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最具争议的决策。美联储认为雷曼不能提供满足法律要求的担保物因而不符合贷款条件,但事后调查显示,其很可能没有对雷曼的资产和担保物的充足性做过评估。这一事件暴露了紧急贷款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决策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缺失。对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化对紧急贷款的程序性控制,但仍存在不足。第一,法案要求美联储在紧急贷款前寻求财政部批准,这将使决策更易受到政治压力的左右,降低危机应对的效率。第二,法案要求美联储事前建立紧急贷款的规章,以便市场主体更准确地理解贷款政策。但鉴于每次危机都有其特殊性,应当同时授权和要求决策者根据危机的情势及时澄清贷款的关键条件。第三,法案要求美联储事后向国会报告贷款的正当性并披露贷款的细节,而雷曼事件表明对重大的拒绝贷款决定也应当作出披露和正当性解释。

重访公司机会原则——以交易费用理论为视角

代理成本理论无法全面解释公司机会原则的制度功能,更无法为界定公司机会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引。作为企业理论的另一分支,交易费用理论能够揭示公司机会原则的"隐藏"功能。公司机会原则决定一项生产活动是由市场契约处理还是企业内部化,进而影响企业的边界。法律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与企业专用性资产相匹配的商业机会。在规则设计上,宜将公司的实际营业范围与付出的实质性努力作为界定公司机会的重要依据,同时谨慎对待公司"无能力"抗辩。考虑到我国《公司法》并不允许相关方在事前"选出"忠实义务,因此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认定"篡夺公司机会"的必备要素是合理的。唯有将公司法规则置于企业理论的大框架下,方能全面理解其背后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