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为了顾及罪犯治疗严重疾病、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人道主义需要而设立的一种行刑变更方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虚假鉴定、权力腐败、脱管逃跑和收监困难等违规现象。借暂予监外执行之名而行逃避刑罚实际执行之实的案件频发,致使刑罚的权威与公允受到严重侵蚀。在域外,刑罚的人道主义通常以中止执行的方式来实现,罪犯在疾病治疗、怀孕分娩或哺乳婴儿的期间并不计入刑罚执行期限。基于医学鉴定技术性强以及女罪犯故意怀孕而难以监督和控制、或者权力可能集体腐败等原因,替之以暂缓或中止刑罚执行,可以是我国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方向。

论电信诈骗犯罪立体防控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通信平台等电子通信手段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因而公众要求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的呼声普遍高涨。电信诈骗作为一种受害面积广、涉及地域宽、犯罪金额大、查办难度高的侵财性犯罪，是传统的普通诈骗犯罪手段所不可比拟的新型犯罪。

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法律程序——以权利与权力的适度平衡为视角

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侦查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直接反映诉讼程序的公正程度并最终影响诉讼结果的正当性。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尊严和人权保障的人道诉求,对侦查权力的理性运行寄予了最基本的期待。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知情权、反对自我归罪权、及时获得律师帮助权和免受酷刑是侦查讯问正当法律程序的底限公正基准。域外关于侦查讯问的正当法律程序成功范例以及我国侦查权力本位的程序运行经验教训表明,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才是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基本人权的有效途径。让犯罪嫌疑人享有基本的防御权利,使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达到适度平衡,是我国侦查讯问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走向。

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文章分析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内涵及其发展概况,论证了我国确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作者为实施该制度的具体程序和立法模式作了创设。

论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冲突与协调

若以诉讼立场为划分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两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惩罚程度介于监狱监禁和传统的缓刑、假释之间的社区化行刑方式。作为社区矫正罪犯数量增加和社区公共安全保障的妥协产物,具有一定惩罚性的中间制裁主要包括严密的缓刑和假释监督、住宅禁闭与电子监控、军训式矫正中心、日报告中心、返回社区训练所、日罚金和社区服务等类型,以分层控制体系实现保障社区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各种制裁措施的适用依据是罪犯的罪行严重程度、矫治和服务需要。中间制裁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侦查询问证人的基本策略

询问证人是刑侦人员普遍采用的一种侦查方法。为有效地从证人陈述中获取有价值的案件信息,既要遵守法定程序,更要讲究询问策略。询问人员应当预先弄清目击证人的作证资格,理性地分析其作证的心理特点,询问交流时应从方便证人的角度去选择询问的时间和环境,科学安排询问的步骤,讲究听取陈述的艺术。必要时还可利用认知询问技巧,引导证人更加全面地提取业已存储的记忆内容,使其陈述更接近于事实。

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

加拿大通过《青少年刑事司法法》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是对《青少年犯罪法》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的量刑基本准则和量刑考虑因素,为少年法庭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审前报告引入量刑辩论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量刑会议,则有助于法庭决定公正、恰当的刑罚。在新的量刑制度规范下,非监禁刑在量刑时得到普遍适用,犯罪少年被处以监禁刑的比例明显降低。这种以平衡犯罪少年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量刑制度安排,对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程序问题

文章就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建议设立异议权告知制度 ,进一步扩大异议的主体范围 ,论证了可以异议的管辖种类的法理依据以及管辖权异议的内容和形式 ,文章还就管辖异议权的保障机制作了设想。

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在十九世纪之前,美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较少,个别未成年人犯罪后所受到的法律制裁与成人一样。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为应对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改革者们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新概念,当局则结合未成年犯人的身心特点设计出一些相对特别的司法制度。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之后又创设了少年法庭,给予未成年犯人的司法程序保护也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逐渐趋于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处置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行司法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问题

不能因为民事诉讼问题附带于刑事诉讼过程解决就忽视民事诉讼的应有本质。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可能阻碍被害人的利益保护。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难以找到法理依据。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时效应该从“可以行使请求权之日”起计算,被害人所获赔偿应既包括物质损失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中外民事答辩制度之比较

文章以对比方法粗略考察和评价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民事答辩制度,分析了中国民事答辩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其引发的诸多弊端,在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之目标指引下,为中国民事答辩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几点思路。

美国刑事侦查中的同意搜查制度

在美国,同意搜查是指行使侦查权的警察在经得相对人同意后而无需搜查证即可进行的搜查,属于持证搜查正当法律程序的例外情形。它的启动源于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不同的心理动因。同意搜查的前提要件是出于当事人自愿的同意行为,并且当事人可以依法撤回其同意。搜查的范围及其强度一般以"客观合理性"的标准进行界定。在特定情形下,警察根据第三人的同意而进行搜查也具有合法效力。

通讯监听行为的法律规制

通讯监听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采用通讯监听这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该项行为直接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因而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由于对通讯监听行为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应当以法律形式对通讯监听的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前提条件、审批程序、实施期限、执行措施以及监听材料的具体使用等进行合理规制,以使它能够在正当法律程序范围内规范运行。

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赔礼道歉及其功能分析

作为犯罪行为人悔罪思过方式的赔礼道歉,是刑事和解程序中的重要环节。真诚、自愿的赔礼道歉,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源自犯罪行为人内心忏悔的赔礼道歉,具有补偿被害人心理损伤、安抚犯罪行为人自我良心以及重整社会道德尊严和法律权威之程序功能。在刑事责任承担的语境下,犯罪行为人赔礼道歉的动机复杂多样。在具体的和解实践中,犯罪行为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并决心改过自新,是确保赔礼道歉道德性的基本前提。

附带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法理分析

一则题为《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5万获轻判死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法院根据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民事损失的情况而酌情轻判的质疑和争论。附带民事赔偿是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所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刑法理论把犯罪人赔偿民事损失的情况界定为犯罪后的一种态度,属于酌定量刑情节之一。基于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法院根据犯罪人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作为其悔罪的一种事实情节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实践。附带民事赔偿引入量刑环节,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影响。为使法律适用更具权威和防止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可以将附带民事赔偿确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之一,并设置相应的程序条件予以控制。

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体地位的程序保障

文章结合民事诉讼的机理论证了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合理性 ,分析了不同民事诉讼模式中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差异 ,着重考察了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发展概况 。

从美国校园枪击案透视犯罪青少年的人格障碍

连年不断的美国校园枪击惨案,不仅无情地剥夺了众多无辜的宝贵生命,还给无数个美国家庭制造了心灵创伤。在私人枪支泛滥、暴力文化流行的社会环境中,凶手的人格障碍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根本起因。作为一种心理疾病,具有严重人格障碍的青少年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很容易走向暴力犯罪的极端。基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原因,我国青少年群体的人格障碍心理问题正日趋严重。部分典型案例警示,正视青少年的人格障碍问题,实行主动干预,是预防或减少人格障碍青少年走向犯罪的上策。

论中国司法权威的弱化与加强

文章以实证分析为方法 ,透过中国司法权威弱化的种种客观表现 ,剖析了导致中国司法权威弱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