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体系定位与制度优化

2022年4月起实行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增值税立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留抵退税在财税法体系中如何定位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留抵税额既未减免也未递延纳税人的应纳税额,非严格意义上的税收优惠。在纳税人视角下,纳税人可选择留抵退税或结转抵扣,因而申请留抵退税的权利为纳税人选择权。在国家视角下,留抵退税属于增值税基准税制的一部分,既非财政支出也非税式支出,应从增值税收入中直接划拨。目前的留抵税额存量对财政收入有重要影响,应通过专项拨款的方式解决。应从保障纳税人选择权、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央地分担机制、完善制度细节四个方面进一步明确留抵退税制度。

我国加密货币财产属性的司法认定——以金融法与民商法的二维区分为视角

近期,加密货币价格的大起大落引起监管机构的广泛关注,如何防范其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不仅成为监管的首要宗旨,也成为司法的重要考量因素。加密货币治理天然兼具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只注重私法中的财产属性,无法关照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及各方权益;而过于重视以"公共利益"形式出现的金融秩序,则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与财产权丧失有效的法律保护,这在司法裁判中频繁出现的加密货币合同效力及其可兑换性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在司法裁判中,区分民商法与金融法两个维度,更有利于厘清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当私主体的风险仅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时,应从民商法的角度,肯定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而当私主体交易的风险可能向金融市场传递时,则应当从金融法的角度,认定其为金融商品或货币资产属性,否认交易的有效性并限制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可兑换性。其中,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交易的数额和频率、交易对象的特定性是判断金融风险是否传导的界分标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及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方法

文章以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能迅速激励企业的研发创新,但获得认定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并不显著。文章进一步按最终控制人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区域对样本进行差异化分析,发现该政策对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东部企业创新的影响较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具有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政府应当扩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提高认定含金量。有鉴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并不显著,政府可考虑进一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负,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民营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当前国家科技政策应更注重激励的效果,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推动企业研发创新和发展。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分析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了鼓励投资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和2015年允许六大行业和四个重点领域的制造业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政策。然而,试点行业内的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用加速折旧政策,这需要控制样本自选择的因素来考虑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本文以新增使用加速折旧政策的企业作为实验组,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选取对照组进行研究,并进一步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研发创新强度。同时,政策优惠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加速折旧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作用大于对民营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还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采用加速折旧政策,政府则应当进一步扩大政策优惠的行业范围,使更多的企业分享到政策红利。

如何矫正不断增长的金融不平等?

无论是否面临危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及其结果的不公平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公众却对诸多“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1]现象熟视无睹或习以为常。金融从业人员在市场自由的庇护下获得了极高的收益,金融业高管的高薪酬与业绩是否出众或者经济形势好坏并无太大关联,而由金融业高管过度激进造成的损失却往往由整个社会分担。[2]次贷危机后,美国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虽被征收了巨额的罚款,却鲜有高管因此受到刑事处罚。更有甚者,近十年来全球税收体系对富人的优待将市场经济的赢家引向了一场“不公正的胜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