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自由主义”三相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道家自由主义"之出现,意在用传统道家作为接榫自由主义的文化土壤,由此形成了三种主要论述:第一种是政治自由主义,从道家"无为论"中分析出统治者一方面要缩减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尊重民众的政治主体性的结论;第二种将道家的"天道"等同于西方的自然法,从中阐释出自由主义来,此可谓"天道自由主义"。第三种则从道家(主要是庄子)注重精神自由的角度试图开出整全性自由主义来。这种论证思路弥补了自由主义退缩为政治自由主义之后在精神世界建设问题上的疲敝。这些论述之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洞见和盲点,关系到"道家自由主义"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而值得探讨。

金刚何为怒目?——冯契美学思想初论

著名哲学家冯契关注着美。冯契倾心于金刚怒目,它近乎崇高;它是为人生而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风格上表现为热烈。冯契以为,由于有了形象思维的辩证法,审美的自由是可能的;由于有了人道原则,作为特殊审美形态的金刚怒目也是可能的。在冯契的思想中,美和善(自由人格)互为前提。形象思维的辩证法既产生了审美的自由,又以个性化的感性形象为手段,培养了自由个性;进一步,作为特殊审美形态的金刚怒目则能够唤醒人的生命力感。

奋斗幸福:建国七十年的幸福观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中国就明确提出了奋斗幸福论。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什么是青年的幸福?"座谈会,初步塑造了社会主义幸福观的雏形。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有阶级差异的,劳动创造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是集体劳动。劳动展开的形式,主要有艰苦奋斗、斗争、奉献等,它们都能够带来幸福。1963-1964年,《南方日报》开展了"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大讨论,幸福与享受的关系、劳动幸福论、幸福感觉论以及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深入阐释。这一大讨论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既是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统一论者,又是集体幸福第一论者;无产阶级既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统一论者,又是精神生活第一论者。人生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劳动、斗争。这样的幸福观在20世纪80年代继续得到了贯彻、延续和强调。20世纪末21世纪初,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播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新世纪的幸福观,从中仍可窥见建国初期幸福观的痕迹,主要体现为劳动是幸福的基础,并突出了精神幸福的重要性。2018年新春,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幸福论传统。

论章太炎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批判

众多证据表明,黑格尔是现代性的集大成者。在解放后对黑格尔展开系统批判之前,20世纪初的章太炎便对之持批判态度,成为了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首击。章氏的批判恰恰发生在真如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对单线进化观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等章氏哲学体系的关键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章氏现代性批判的面貌。和黑格尔"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构建本体论不同,章氏构建了以真如-阿赖耶识为本体的哲学思想。针对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成为了单线进步观的哲学基础,章氏从真如哲学思想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构。针对黑格尔哲学还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制不同文明统一发展,章氏提出了"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主张加以应对,为不同文明自身的合法性寻求辩护。然而,由于真如-阿赖耶识体系自身的复杂性,章氏的批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逍遥游＂--以冯契之庄子研究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得以体现的一个维度就在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之中,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解读便展示了这个特点。冯契看到了庄子一定程度上否认人们能够把握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但庄子对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矛盾的揭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运用辩证法人们可以得到此种自由。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这种消极性相反,冯契认为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肯定了劳动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审美的自由。在此,冯契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庄子作出了解读,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包括冯契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庄子的政治哲学层面的自由观给予了消极的诠释,但中国近现代思想从未高度重视庄子的政治思想,这表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庄子思想,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生长点,包括庄子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将再次展现其深厚的意蕴。

回应冯契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世纪下半叶独创了"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冯契先生的思想愈发得到学界的关注,他受到的批评和误解也是我们必须正视、澄清和回应的。有种观点认为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是对德性伦理学的回归。这是误解。冯契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理性自觉和意志自愿三者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有的研究者认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高不可攀的。这也是误解。"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作为理想人格当然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能达到,但是,他同时也是普通民众通过多样化而切实可行的实践可以实现的。最后,张汝伦教授对冯契"智慧说"中"理性的直觉"、"智慧"的理论化、"德性自证"和感觉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需要认真对待。冯契的"理性的直觉"实为"后理性的直觉"或"理性后的直觉";而"智慧"一方面作为思想本身必然表现为理论,另一方面在于它显然是高于理论之物,具有实践特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德性自证"中的自证在真理的确立过程中无需再次证明,否则将陷入逻辑困境;而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现的问题,冯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必须正视,而不应跳过之,直接回归西方近代哲学史对感觉的责难之中。

试论章太炎对科学的反思

章太炎思想受到现代科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立足于真如哲学体系,其科学观发生了从康德到休谟再到唯识学的转变,最终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的存在。他还严格划分科学和道德各自的范围,反对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经史领域中去,反对作为齐物哲学方法反面的科学方法成为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法。章氏在科学精神上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对求真精神、批判精神的主张显示了他的贡献。章氏凸现了特殊的认识论悲观主义,他在认识论上的"命遇相合"观值得深入挖掘。

孝道的现代命运及其转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简略考察

传统的孝道观念在中国近现代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它是抽象的,局限于个人、家庭之中;它是单向度的,忽略了父母对于子女之爱;而且,从现代民主社会构建的角度看,孝道不能成为其基础。对于这些批评,现代思想家同时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从而多方面地勾画出合理的孝道观念的轮廓,挖掘出孝道的现代价值。

无生主义:章太炎的真如心乌托邦

通常认为章太炎的无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甚至未必正确。章氏的无生主义其实是现代乌托邦的一种表现形态。由于一元论时间观的渗入以及旨在解决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现代性的色彩。此真如心乌托邦在章氏独创的真如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同时,章氏认为经过民族主义的阶段以及采取心灵修养的方式能够达到此乌托邦。

先秦诸子与唯物辩证法:中国现代自由的一个面相——以任继愈所编著中国哲学史著作为中心

我们应该重视体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先秦诸子与认识自由之间关系的思想。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便是一个范本。该书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唯物辩证法)为原则来解读先秦诸子,判断他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还是为这个原则贡献了若干的环节,或者比较接近这些原则,只是在某些地方需要修补。《中国哲学发展史》认为,老子和易传的辩证法、墨子的思想是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但也有其不足;而庄子、名家贡献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若干环节:这个观点与流俗的看法不同。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受到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互对勘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产生,默会知识就是一个发展契机。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科学之中,大有感情”——重审严复的认识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早在1906年,严复便明确提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的观点,可谓石破天惊,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在严复的理路中,这一观点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缘于实证主义自身的内在吊诡——会发生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的转变;也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双重深刻影响——对人心的复杂性的认识和科学的道化。通过重审严复的这一观点,可以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重新加以评估。这也正是这一观点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现代自由三义——一个导论

自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戊戌时期起,历经五四运动,直至当下,各大社会思潮都对之有所述说。我们把自由的主线理解为主体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和主体(人)都从本然的状态改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自由的状态。为了成功地做到"两个改变",需要认识论、方法论的辅助和政治哲学的辅助。以此为背景,自由呈现为认识自由、政治自由以及人格自由。而在论述策略上,我们将观念、概念、范畴的研究转化为对于问题、次一级的概念和组成环节的研究。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现代自由观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诠释自由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专利。

仁政之病: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兼与秋风先生商榷

文化保守主义如徐复观、秋风等人高扬仁政说,将之等同于民主政治。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由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仁政说展开了持续的批判。其共同点在于指出仁政思想忽略了民众的政治主体性。与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肯定仁政对于民生的重视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潮继而从阶级分析法出发揭示出仁政说在经济上对民众的欺骗性和压迫性。文化保守主义应当回应这些历史的批评。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蔡元培政治思想简论

蔡元培的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社会思潮,而这些社会思潮可以囊括在进化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下加以讨论。民族主义构成了蔡元培的思想底色,它又与进化论、民权主义、中和主义、世界主义相连。蔡元培在义务重于权利的格局下讨论民权(自由权),以一种中和主义的方式建构自由,在高扬个性主义的同时又处处不忘群体的自由,凸现了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使得其自由主义思想处于某种紧张之中。同时,蔡元培对共产主义的平等内涵十分倾心,但是,共产主义可能颠覆民族主义的倾向触犯了蔡元培民族主义的神经,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促成了他1927年列名"清党"名单。

进化:真实抑或迷妄?——重审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判与困境

被誉为辛亥革命理论旗手的章太炎较早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对当时俨然成为第一大潮的进化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然而,章氏对进化论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俱分进化论";他借助其独创的真如哲学体系,对进化论所预设的目的论、必然性、人性向善论等维度展开了细致而系统的批判。然而,由于真如哲学体系内涵的矛盾,他对进化论的批评既充满洞见,又是饱含紧张,充满了自我瓦解的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哲学的智慧——兼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崇高之情何以可能——从现代情感本体角度对王国维、梁启超的合论

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特征是崇高之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已经对之作出了反思。王国维认为培养“完全之人物”需要进行情育,并提出了情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壮美之情的教育。他对叔本华天才说的补充使得情育是可能的。但是,在如何展开情育的问题上,他的思考不足。梁启超则提出了尚武、进取冒险和权利思想,从康德崇高的培养需要人生哲学作某种转换的角度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情育如何展开的问题。但是,晚期的王国维回归了传统,认同了优美;梁启超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其诞生十分艰难。

走向现代中的传统——“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1日至24日,上海市哲学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论文30余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现代哲学》、《学术界》、《学术月刊》等刊物的编辑也参加了会议。

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章学诚得道方式研究

乾嘉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主张通过考据、训诂以见道。这种得道方式对不善考据的章学诚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如何开辟新的得道途径成为章学诚思考的重点。章学诚并不完全反对考据的得道方式,但其立足点主要在于对考据学派展开批评,并提出了"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求道主张。不过,这种得道方式恐怕和考据学派的方式一样缺乏足够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