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勘误六则

《明史纪事本末》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史籍之一。由于其记叙时间跨度较大、参与修撰人员众多、参考的史籍庞杂,使得该书存在不少讹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明史的理解和研究。根据《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书以及《弇山堂别集》《明通鉴》《罪惟录》等史料,就《明史纪事本末》中时间、地点、人物等存疑之处进行勘误,可以澄清明史研究史料中的一些讹误。

互联网+时代下社会工作介入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弥合困境研究——以湖北省W市H区“康乐养老”项目为例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社会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一部分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发现老年群体在数字鸿沟方面存在“接入沟”“使用沟”和“权力沟”等层面的问题。在影响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形成的诸多因素中,资源与禀赋差异是客观因素,排斥与依赖并存是心理因素,供给与需求失衡是市场因素。基于高度契合的助人理念、专业化助人方法以及多样化的功能机制,社会工作在参与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采用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促进老年群体实现“文化反哺”与“朋辈互助”,帮助老年群体更好的融入数字生活,是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有效实务路径。

实验室机时预约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介绍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中级仪器实验室新开发的机时预约及信息管理系统的结构模块和功能特色。系统在优化预约流程、强化预约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仪器使用相关信息的网络查询和统计,提高了开放仪器实验室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此外还增设了导师远程查询和监管功能。

开放式多元化送样测试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介绍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中级仪器实验室设计开发的送样测试管理系统。该系统由送样登记系统和测试管理系统组成,其中,送样登记系统设置为开放式的客户界面,毋需注册和登录;测试管理系统为内部管理界面,由仪器组、主管和系统管理员进行多元化管理。此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功能全面,实现了送样登记、来样测试的网络化管理以及测试信息的自动查询与统计,显著提高了开放仪器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基于．NET平台机时预约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介绍了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中级仪器实验室新开发的机时预约及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在系统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功能模型,重点研究了ASP.NET 2.0、安全防护、动态模板列等技术解决预约模块与数据安全问题的实施方案。面向对象分析技术与.NET平台技术的应用,使系统具有结构清晰、通用性好、安全性好、易维护等特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了开放仪器实验室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蜕变,究其由,一是言官制度的崩坏;二是言官信仰发生动摇;三是专制皇权的摧抑打击。其中皇权的摧抑对言官蜕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论明代言官作用的嬗变

本文探讨了言官在明代开创期、腐化期、调整期和衰弊期所起的不尽相同的积极作用;分析了皇权、社会风气、言官个人品行等因素对言官作用发挥的影响和制约。认为在整体上,明前期的言官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至明中后期则作用日微,最终难以挽救明朝的灭亡。

明清之际思想家对“银荒”的议论及解决方案

针对明末清初出现的“银荒”问题,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唐甄等纷纷发表议论,提出废银行钱、“更币”等货币方案。这些方案的愿望虽然良好,但其中保守、复古倾向明显,重钱轻银,不符合货币发展的历史趋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停滞状态。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

崇祯朝,在明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影响下,言官严重腐化蜕变,对明朝灭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成为亡国之臣。

康有为:激进与保守的悖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1858-1927)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矛盾统一体。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康有为的人生明显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在戊戌变法之前,面对近代中国岌岌可危的局势,康有为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激情,这种激情在百日维新中达到顶峰。然而,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流亡国外,其后半生却始终在改良的漩涡里沉浮,与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相比。

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明代言官为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是明代官僚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如下特征:一,人员众多,冠居历朝;二,选任精粹,进士为重;三,秩低权重,势凌三司;四,升迁迅捷,赏赐丰厚;五,分布广泛,东南为盛。明代言官的这些群体特征是与明代极端强化的皇权相适应的,体现了皇权控制下的分权制衡原则。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与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等六个方面。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从而促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明代言官勇谏原因考析

明代勇于直谏的言官群体直谏勇气来源有三:一是儒家政治传统的浸润和历代直谏楷模的鼓励;二是明代言官制度的保障;三是明太祖提倡直言的影响。三者之中,制度上的保障起着关键作用。明代言官勇于直谏的可贵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折射,值得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