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洲:影响中国历法两千年的落下闳

农业是中国古代的命脉,而历法则是牵引命脉的绳索。中国最古老的历法,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历法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演变,才不断走向丰富和科学。作为四川历史名人,落下闳,是影响中国古代历法的一个关键人物。落下闳出生在阆中桥楼的落阳山下,此山扼古蜀道咽喉,适宜于天文观测。在这里,落下闳竖竿观日,以竿影长短确定出“夏至”“冬至”。

蜀道行道古树的保护与文化传承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名学者俞陛云从北京赴成都主持四川乡试,途经翠云廊时,被三百余里夹道古柏深深震撼,即兴创作了《翠云廊歌》。在诗中,俞陛云对“长廊接天末,绵亘三百里”的翠云廊古柏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发出赞叹,对历代剑州长官爱树护树、禁止毁伤、挂牌管理的做法表示赞赏。“行道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官方修建、养护和管理的驿道两旁的路标性树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金牛古道上的翠云廊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工古柏林,仅仅剑阁段的行道树就达7778棵,其种植与保护历史更是源远流长。这些古柏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是蜀道文化的重要载体。

宋儒黄裳遗迹考述

宋儒黄裳未达“天命”之年,未登宰辅之位,却在宋南光、宁之世名震天下,其《天文图》《地理图》被当代科学史论者视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成就的代表。宋明以来地方官员在其家乡剑州和初仕地通江为之修缮坟墓、兴建祠堂、创立书院,以示尊崇和导向,给当时的地方文化建设打上了深深的黄裳印记,而今这些纪念性文化遗迹虽然保存不多,但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源。

从川陕苏区红军石刻看劳动者解放蓝图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留下了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石刻。这些红军石刻为劳动者描绘出一幅以"建立民主政权"、"拥有生活保障"、"享有工作权益"为主题的解放蓝图。这幅蓝图既是当时川陕苏区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现在加快革命老区建设的精神财富。

巴蜀状元考

巴蜀状元考蔡东洲，李勇先在科举考试制度存在的一千多年里，状元榜首荣莫大焉。状元被视为才学拔萃的代名词，被当作荣华富贵的同义语，以致在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状元崇拜”。而今科考状元虽然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仍不失劝学重文、开发旅游资源的现实意义，据方志和报...

汉中石门安丙题刻考释

1996年，在四川省华蓥市发现了安丙家族墓群，成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一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对安丙相关遗迹的广泛关注。安丙曾担任过四川制置大使、四川宣抚使，先后置司开府于兴元（今陕西汉中）、沔州（今陕西略阳）和利州（今四川广元）三处，因而川陕一带与安丙相关的遗迹较多。在这些遗迹中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三段题刻，即“石门题诗”、“石门题名”和“玉盆题名”，与安丙关系最为直接，亦最有学术研究价值。本文拟对这三段题刻略加考释，以期准确解读之。

论中国古代驿站和邮传对旅游业的影响

中国古代驿站和邮传与中国古代旅游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已有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古代驿站和邮传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代旅游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古代驿站和邮传对古代旅游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化意义。

杨大渊家族归降与宋蒙(元)东川战局

杨氏兄弟原本为南宋四川战区的高级将领,帐前都统杨大全在叙州抗蒙中战死,金州都统杨大渊转战川北,修筑运山城,镇守大获城,却在蒙哥围攻大获城时带领其弟大楫,子文粲,侄文仲、文安等归降蒙古,成为最早归降蒙古的宋军大将之一。杨大渊和杨文安是蒙古"据夔取蜀"战略的提出者和实施者,他们招降张大悦、李吉、蔡邦光等宋军将领,修筑虎啸城、蟠龙城等堡垒,攻略巴州、渠州、达州、开州、万州等要地,成为蒙(元)在东川战场的重要力量,既改变了蒙(元)东川战局,又配合了元军攻打襄樊,进而影响到宋蒙(元)战争的全局。

晚清地方州县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武庙作为关帝信仰的物质依托,其经费收支问题实为关帝信仰研究之一端。《南部档案》中有关晚清南部县武庙的档案为我们理清和认识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提供了文献支撑。晚清南部县武庙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方的划拨、筹集和民间的捐献、充公以及武庙自我经营所得到的收入;支出则主要在祭祀武圣和修缮武庙两个方面。

关羽现象探源

“关羽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以关羽信仰和关羽崇拜为内容特征的文化现象。它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至今仍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但迄今所见，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仍嫌薄弱，尚欠深入，主要表现在对关羽由武将到武圣的演变过程缺乏系统的梳理，对“关羽现象...

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学界对其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相关学术问题探讨方面,尚有许多不足。可以通过探讨问题、挖掘新史料、开拓视野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

民间文化与张飞形象的演变

张飞原本是蜀汉集团中一位睿智神勇的大将,唐宋以来逐渐被神化成赐福免灾的一方神灵,被儒化成允文允武的一代儒将,这一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传说、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民间崇尚推动的结果。

蓬安“来苏寨”考论

位于蓬安与广安交界地带的来苏寨,流传着得名于苏轼之来居的说法。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望文生义。来苏寨之名源于《尚书》,"来苏"意为盼望明君来拯救苦难,以获得苏息。如此解读"来苏",并未贬低来苏寨的文化内涵,反而提升了文化底蕴,何况这座山寨在明清之际还承载着区域治乱的历史故事。

川陕苏区研究中的“国方资料”使用——从“木门会议”的研究资料谈起

包括木门会议在内的川陕苏区历史问题的研究资料缺乏,这与共产党方面的文件形成和存传、资料收集和整理直接相关,亦与研究资料的视野长期停留在共产党方面而忽视国民党方面资料密切相联。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既可弥补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不足,又可增强川陕苏区研究的客观性,应该大胆地选择、辨别和使用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从而将川陕苏区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

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喜吃荔枝的绝世佳人。但是,正史中并未确载杨贵妃所嗜荔枝之贡地,以致自宋以降便出现了岭南和涪州两地之说。宋人苏东坡《荔枝叹》、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持涪州说,而元、明、清时期的地理志、野史笔记、荔枝谱记也多持此说。但是,唐人杜甫《病橘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则持岭南说。通过梳理和考辨史料,结合实地踏勘,认定涪州当为主要贡地,理由有三:一则唐时涪州盛产之荔枝并不亚于岭南;二则涪州至长安仅二千多里而岭南至长安则四、五千里,利于保鲜和节约开销;三则作为蜀人的杨玉环在成为玄宗宠妃后倍思家乡荔枝乃人之常情。当然,由于杨贵妃的侍宠和名相张九龄的宣扬,岭南亦有过贡献的尝试。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宋蒙蜀道争夺中的苦竹隘之战

苦竹隘是南宋抗御蒙古沿着蜀道南下的最后一座堡垒,宋蒙对苦竹隘的争夺经历了南永忠反叛而归蒙、段元鉴策动而返宋,最终在蒙哥南下巴蜀内地的首战中被屠城,而苦竹隘之战的这一结局对蒙宋两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刺激和助长了蒙哥及其将领的狂妄、轻敌心理,是蒙哥大军顿挫于钓鱼城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宋军对“屠城”的恐惧成为各个山城主将决策战与降的重要参考,多数山城选择了投降,从而导致了整个嘉陵江流域防御的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