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各府州县民籍学额数的考订与生员数量估算——兼与举人、进士数的比对

本文详细考订广东省内各府州县学于顺治九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共计121次的院试中的民籍学额数。在明确大中小学的入学额数后,首先针对县学学额做一梳理,就其层级、调整时间与背后原因进行讨论;其次考证府学学额的变化与裁卫归府的关联,考订嘉应州与南雄州因改制而导致的学额变化,以及各项一次广额与咸同时期永广学额的数量与名目;最后说明府学学额如何加权分拨至县的计算方式,并以程乡县为例进行运算。文末将各县的民籍学额数、举人数与进士数列表呈现,估算出清代广东生员共约24万人,平均百位生员中能有3.3位中举,每千名生员才出3.8位进士。

考试文化的承续演变与分类析论

考试文化是指因考试而形成和衍生的文化,或者说是与考试相关的文化,考试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考试观念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考试改变命运三个观念。考试制度文化具有严密、刚性的特征。考试礼仪、考试崇拜或考试信仰、考试习俗等,则是从考试习俗文化方面,使得考试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考试机构文化体现了考试机构的精神面貌、价值标准和文化素质,影响着考试机构的效能和形象。考试价值观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概括为“至公至正,明远明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内涵——结构、规则和关系层面的分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也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进行全新探索的成果,具有独特的内涵。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结构、规则和关系。从这三个层面阐述其内涵,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其本质特征与内在优势。从结构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括新型政党制度构成主体及其结构关系、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规则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包括由正式机构颁布的有明文规定的正式规则,也包括作为非正式规则的政治规矩和政治惯例;从关系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关系。结构、规则和关系三个层面相互依存,体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内涵。

台湾地区双联学制探析

双联学制是跨境高等教育最为常见的合作方式。基于我国台湾地区双联学制相关数据的梳理,其发展呈现出了高校排名与合作规模呈正相关,公立高校和技专类院校合作频率高、私立高校和一般大学合作频率低,与亚洲区域合作逐年趋于紧密三个明显特征。究其背后的原因,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提高高校竞争力是主要因素。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双联学制的经验,建议我国政府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逐步开放部分办学自主权,将监管重点放在评估和认证;充分利用中外合作办学来助推高校"双一流"建设;并合理制定资助计划,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公平。

“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5月28-29日,由北京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联合主办,北京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暨南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日本中央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数十家高校、科研单位、文化单位及出版社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京师，共襄盛举。

清代台湾科举中的“粤籍”与“粤籍举人”述论

本文拟由粤人来台的发展历程,分析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面向上,粤人如何从闽粤矛盾冲突里一步步站稳脚跟,取得官方的承认。在这种"我粤认同"的发展下,科举考试中的"粤籍"虽由其而来,但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并将所谓的粤籍概念整合进客人族群中,使这种认同更有动员力,也愈能与闽人分庭抗礼。只是在这过程中不应忽视科举在文化层面所带来的整合作用,特别是其载体"粤籍举人"的特殊角色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而这是要将其放置在科举制度作为王朝统合意识形态的文化纽带下,才可能观察到的特殊意义。

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12月20-21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承办的＂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日本东北大学、

“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11月11至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淮北师范大学、闽江学院、北京孔庙和国子监、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金门县文化局学等十余家海内外高校、科研单位、文化单位及出版社的近5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福州。

“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9月22-2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在武汉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

“江南贡院与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5月26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承办的＂江南贡院与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本次会议亦是由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所承办的第三次与科举文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日本中央大学等十多家海内外。

清代大埔杨氏科举家族的科举成就及其原因──从清代广东乡试的举人地理分布谈起

对清代广东举人地理分布及其原因探寻的研究显示:一地域的举人数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人口数与经济情况影响,但也有少数县域有着“逆成长”的特例,其中又以穷山僻壤的大埔县最具代表性。在透过与香山、海阳二县的举人姓氏结构的对比后发现了大埔县的特别之处:较少的举人小姓与另外两县所无的举人巨姓。为了印证这一巨姓杨姓是否就是大埔所以成为“科举黑马县”的“发动机”,文章梳理了杨氏科举宗族与部分科举中姓的秀异的科举表现,并进一步挖掘其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关键人物杨之徐。在30余年的齐家期间,他止息了宗族内外的耗损冲突,建立了一连串对举业有利的举措如设立学塾、举办文会、建立烝尝、联姻科举家族、维系同年。在其涵养与躬行“身心性命”之学的感召下,族人各自分工,使其家族得到“岭外衣冠之盛,所仅见也”的美名。

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以《科举学导论》为讨论基点

文章以《科举学导论》一书为中心,讨论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对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科举制度横亘中国1300多年,作为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判断。虽然科举制度已经革废110余年,但笔者认为其中仍有许多智慧,无论是在自身文化的认识上,或在文化复兴或文化自信上,甚至在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上,科举学的研究都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本文希望藉由科举制度与科举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有不同面向的理解,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及目的——从现代化进程角度的考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考察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规律作出的全新理论论断和重大战略决策。这一论断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扩展到国家治理层面,同时又赋予了国家治理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系统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相辅相成,表现出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本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稳定,促进现代化进程在动态稳定与平衡中顺利向前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精准防控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有力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进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看,现代化之路荆棘丛生、艰难曲折,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一种能使现代化免于中断的动态调适机制,化解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稳定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创举。

试论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几个转变

公共政策是政府分配公共利益,调整利益关系的公共行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公共政策从无到有,经历了几个重大的转变。从制定动力机制来讲,实现了由倒逼推动到主动回应的转变;从制定主体上讲,实现了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从制定过程上讲,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制定目的上讲,实现了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达尔多元民主理论评析

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是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和西方左翼政治思潮对代议制民主的攻击为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提供了时代背景。在论证逻辑上,达尔沿着规范研究路径和经验研究路径依次展开。在规范研究路径上,达尔逐一批判了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认为它们都忽视了社会的重要作用。在经验研究路径上,达尔通过对纽黑文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流动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分散化,这就为多元民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达尔进而又归纳出实现多元民主所具备的三个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政治文化条件。经济条件即需要一个能将各种资源分配到社会各群体的分散性的经济制度。政治条件就是政治资源要得到合理配置。政治文化条件就是公民应具有妥协和合作的精神。达尔多元民主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缓解了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对民主在观念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第二,他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重新强调了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但是,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本质上仍是一种精英主义民主,同时也存在着实现条件过于理想化等问题。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可以提供两个层次上的启示。在认识论层次上,达尔对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的区分,有助于从观念上正确认识民主,祛除以往对民主字面上的理解,防止直接民主与中国的高调对接。在实践论层次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满足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政治文化条件,着力发展和改善民生,培育公民文化,有序地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科举制度在台湾”三场系列活动综述

一、缘起'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是北京市台联会近年倾力打造的一项文化交流品牌项目,其联合了台湾成功大学、台南文化协会等单位,在2013年以台南为起点,至今已在两岸四处——台湾、金门、重庆与厦门——巡回展出。

清代广东乡试试期、科别与停科原因探析

清代乡试开科112次,广东乡试开科106次,平均2.39年举行一次乡试。相较明代几乎只有3年一考的正科,清代尚有种类不多但为数不少的恩科是前朝几所未见的,并且还有一些补行或预行正科的特殊情形。这些科次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央下达而令行全国的,不过具体能否开科也受到地方局势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对前述试期与科别的梳理基础上,以广东乡试为例,将其首次开科、前期开科情形,历次延后、停科、补科、并科等特殊情事,镶嵌进当时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希冀对科举制度与地方文史研究的整合能有一定贡献,推进吾人对科举在制度层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