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危险犯的构造原理——从抽象危险的实质判断切入

明晰抽象危险犯的构造原理可以为其立法与司法适用指明方向。将抽象危险定位为行为之外的结果,从其实质判断切入,才可能明晰其构造原理。当前判断抽象危险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都会导向反面的不能犯判断。抽象危险犯的本质特征是构成要件实质解释与抽象危险判断过程合一、抽象危险不允许反证、法益危殆化过程不可能被具体判断三个命题的逻辑一致。抽象危险应当以法益危殆化过程为分类标准类型性地进行判断,分类依据则是相应犯罪法益危殆化过程不可能具体判断的原因。真正的抽象危险犯中法益侵害无法被测量却客观存在;实质预备犯Ⅰ型是被立法者设定为无法证明其他犯罪时的堵截性犯罪;累积犯源于保护阈值性法益的行为规范无法指向集体中的非合作行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运用——从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切入

当前学界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讨论中,个人法益论忽视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超个人法益论忽视个人信息的个体属性,问题归结于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尤其是公共属性的理解。由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引申出的超个人法益不是由个体的个人信息权集合而成的秩序、安全、信赖或信息收集主体的信息专有权,而是限制个人信息权的信息利用利益,其并非本罪法益。本罪法益是个人法益的个人信息权,是大数据时代为预防风险将传统法益前置保护的法益。个人信息权具有多种权能,具体权能的法益配置应采用场景公正理论,在特定情境下完整考虑信息主体、信息类型和传播原则3个变量并综合判断。在已采取信息类型为中心的立法背景下,应允许不同具体情境中的法益反证。

具体打击错误中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之争——兼评故意归责理论

错误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亟待澄清。我国司法实践对具体打击错误问题总体偏向采取法定符合说。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的分歧根源是故意认识要素的认识程度中特定对象和抽象对象的对立。在厘清前提争议与立论逻辑的基础上能够澄清论战中双方的误读与曲解。具体符合说的真正问题是具体化程度标准在侵犯财产法益、着手时无法明确故意指向对象、追问具体到哪个被害人时难以贯彻。法定符合说的真正问题是脱离事实的评价故意导致过失拟制为故意的量刑不均衡、正当防卫打击错误场合出罪结论晚、扩张结果加重犯范围。故意归责理论理顺了错误论的体系位置,但模糊了如何规范判断主客观相符合的焦点,未能推进“符合程度之争”的问题实质。法定符合说的评价故意导致体系不协调、压缩不能犯空间、扩张处罚范围。具体符合说较为合理。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罗尔斯的回应与反批判,判断标准的最优解是在两种理论范式下都能被证成.除了以故意过失区分的防卫挑拨判断标准外,在挑拨人具有特别认知的场合,防卫权也应被限制.其违法性根据在“法益衡量”原理下是防卫情状可归责于挑拨行为,在“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下是具有特别认知的挑拨行为超出了社会团结义务的限度.

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认定理论之质疑

司法实践中先行行为型不作为犯存在扩大适用的倾向,这主要源于先行行为的认定理论难以回应现实问题。刑法理论认定先行行为遵循"先行行为本身的法律评价"和"先行行为与其所引起的危险之关系"两条路径。但是,违法一元论、规范违反说都不能为先行行为的"义务违反性"提供依据,义务违反性也无法为先行行为提供规范性要素进而推导出作为义务,大量实践证明合法行为能够成立先行行为。先行行为危险归属理论中客观归责标准混淆归责对象,导致先行行为实行行为化、规范目的理论重视危险的方向性,将先行行为限定过窄。支配理论关注危险的现实性,但无法说明支配内涵、支配强度、支配与作为义务的关系等问题,其与客观归责论均不适合作为先行行为的适格危险归属理论。所以,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的认定理论均值得质疑。

构成要件与罪状关系新论

刑法理论关于构成要件与刑罚法规之间关系的学说有罪状论和解释论。罪状论在逻辑上更连贯,在构成要件适用中不易混淆事实认定,有利于树立构成要件在刑法解释之前的地位,充分发挥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机能、对犯罪类型的制约功能,促进形成"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法适用理念。多数罪状内容描述的犯罪行为是作为,排斥不作为构成要件,可以限缩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状具有抽象性,可以为构成要件涵摄过程划定抽象程度标准,破除认识错误论中的具体符合说;罪状还具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可以区分"构成要件满足性"与"构成要件该当性",在构成要件阶段解决疑难问题。

为类推解释辩

类推解释是对刑法文义的模糊地带以类推方法所做的解释,应当与类推思维、类推适用相区分。以文义为立论基础的禁止类推论逻辑不自洽,与法理基础相矛盾,逻辑推论存在诸多问题。类推争论归结于寻找罪刑法定的边界、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问题。对此,当前理论中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不够精细,体系解释论有入罪倾向,适用结构论易流于恣意。因此无法抽象回答这一问题,应当在每个构成要件中具体地寻找刑法解释的罪刑法定边界,在生活事实中发现法律的真实含义。例如,以构成要件定型性由文义和判决共同构筑为理念,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在网络时代的解释困境为例,将本罪实行行为解释为"通过破坏、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破坏生产经营活动"是被允许的类推解释。

快播案判决的刑法教义学与刑法哲学双重检讨

快播案判决认定快播公司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突破了对"传播"行为的传统认识。在存在论上,快播公司对网络淫秽视频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但并不等同于传播淫秽视频,"使信息处于可传播的状态"不等同于"传播信息"。依法院判决,快播的主观罪责是"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而放任"的心态,这已溢出间接故意的范围,成为直接故意,但犯罪论从客观到主观不应反向评价。追责快播是网络管理者为了维护网络秩序,囿于无法直接追责到广大网民的无奈之举。快播案判决凸显了我国网络服务商的网络管理义务分配不合理、义务边界不明,体现了作为程度的现实和作为是非的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农村“村账托管”模式的再思考

农村财务管理“村账托管”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悖，削弱会计管理职能，运行成本上升，会计人员素质没有得到根本提高，制度体系不健全缺乏惩治效力，不能完全杜绝违规行为现象等，并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