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检察官审查起诉——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为中心展开

一旦被追诉人选择认罪认罚便意味着放弃包括无罪辩护在内的诸多重要权利以换取"从宽",并且法庭审判从简从快不再审查事实基础。深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潜在影响,考虑到职务犯罪自侦权转向监察委及司法压力的现状,面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之下,公诉机关应当认真对待检察官审查起诉(义务)主要包括查明被追诉人所认之罪具有事实基础与否、进行充分的权利告知、展开与被追诉人协商、关注被害人必要的请求。

大数据对法院司法统计的积极功效及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应用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以后,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完全实现计算机自动采集。从发展脉络来看法院司法统计正处于智能化转型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大数据及新技术的引入,司法统计“大数据”得以成为现实,包括了数据采集的全面化、统计分析的综合化、统计平台的社会化,进而提出了大数据助力司法统计精准化的具体路径,包括了提高基础数据的量与质、加强对司法统计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可视化分析、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二者并不具有正相关性。因此,推进司法统计大数据化需要注意有两个限度。

国家人权行动规范的牵引力与推动力

第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共涉及了八项权利,与刑事诉讼法落实有着紧密关系的是前三项权利——人身权、被羁押者权与获得公正审判权,其文本约2000余字,共22条。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三项权利的结构相同,也有22条,约1700余字。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将第二项权利吸收进了第一项,共25条,约1500余字。它们均在相应的时段成为了落实这些权利的政策性、牵引性甚至强制性的规范,已具备了较强的法律规范效力,应被界定为"行动规范"。通过对它们的类型化分析,能发现其文本制定上的可取与不足之处。这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九年来,这几项重要权利的保障取得了不少成绩,彰显了人权行动的政府与国家责任、人权行动需尊重本国现实与主权而渐进推行的重要性。同时,其实施也反映了那些经常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顽固性。而对此的原因分析,有利于揭示下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草拟重点与行动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