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跃洲:“链时代”中小企业成参与主体信创产业迎挑战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实体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攻关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战场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协同性,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效率,以及企业面对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调节和适应能力。目前,国内不少制造业灯塔工厂(黑灯工厂)已成为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蔡跃洲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如是表示。

平台“独家交易”的社会福利效应:基于霍特林模型的分析

本文采用霍特林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揭示了不同竞争环境下平台实行“独家交易”的动机和底层逻辑,以分析其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高速成长阶段,平台出于扩大规模、扭亏为盈的考虑,一般不会实行“独家交易”。(2)在平稳成熟阶段,优势平台出于提升收益或扩大相对商户规模的目的,有动力单方面实行“独家交易”;而劣势平台出于持续盈利、平稳发展以及维持商户规模(或相对商户规模)的考虑,一般不会主动实行“独家交易”。(3)“独家交易”会损害消费者、商户的福利及社会总福利,并在竞争相对激烈时使劣势平台面临更高比例的商户流失并降低其收益。(4)在竞争相对缓和时,“独家交易”也可能在提升优势平台收益的同时,增加劣势平台收益和商户数量,防止市场格局由“垄断竞争”演变成“完全垄断”。监管部门应考察不同竞争环境下平台“独家交易”对社会福利的差异化影响,并据此完善监管理念、优化监管措施。

基于综合集成赋权法的我国高质量绿色低碳园区综合评价方法

产业园区是我国经济、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阵地,是支撑我国工业化集群快速发展的底层核心力量,具有集经济、信息、能源、环境为一体的多重融合功能,其高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与抓手。论文在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内外因素论,从产业园区高质量低碳发展多角度分析,提出7项准则层、30项二级指标。其中,包含碳利用效率、区域碳达峰影响比率、碳中和平台建设情况等6项评价低碳效率、信息化的创新性指标。同时为提升体系评价效果,提出基于序关系和熵值法的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模型。该评价方法可避免主观评价弊端,提升评价体系实用性、有效性,旨在为未来我国高质量绿色低碳园区落地建设提供评估理论支撑。

数字消费补贴与公平竞争政策

借助数字平台的覆盖范围和数据技术优势发放数字消费补贴,已成为各级政府创新财政政策实施方式、提高补贴发放效率的重要创新举措,也是中国数字平台特有的创新活动。然而,2020年以来各省及各主要城市的实践表明,依托数字平台发放数字消费补贴很容易产生“对适用商品、商户进行不合理限制”“对发放、核销数字平台进行不合理限制”两类行政性垄断风险,不利于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必要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应以竞争中性原则指导数字消费补贴政策的出台过程,明确相关适用商品、商户与发放、核销平台的遴选标准,优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实施。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专利数据的技术发展状况及区域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统计量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以2010—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就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差距、经济关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稳健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东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2)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各分支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布呈现同构化特征,技术发展方向与区域比较优势之间存在错配,阻碍了西部地区分享技术红利;(3)人工智能缩小了中部城市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差距,但扩大了西部城市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4)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通过经济水平相近、产业结构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等条件传导至邻近区域,技术进步尚未对区域经济关联产生显著影响。为引导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长期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布局、重点提升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和区域承接能力。

平台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基于价值流转的机制分析

平台经济的主要载体——平台企业已经发展为市场经济的主流模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文本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在结构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共同富裕与平台生态模式进行对比,得出两者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平台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发现可将平台经济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文本对平台经济模式下共同富裕的价值流转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出一条可行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即政府引导推动—平台企业主导经营—多方协同监督和评价。

工业大数据的属性特征、价值创造及开发模式

工业大数据是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生产要素。与其他数据类型相比,工业大数据具有更强的排他性、价值性、系统性和风险性,在提升数据要素潜力的同时,也对其价值创造机制形成更多约束。基于生产设备、工业产品、产业链等数据的分析使用,有助于优化资产性能、提升产品研制效率、增强产业链协同配合,提升数据的价值创造潜力。然而,工业大数据的独特属性也造成企业数据供给意愿不足、采集分析技术难度提升、数据应用场景不明确等价值创造挑战。以欧盟IDS、日本CIOF为代表的“数据空间”模式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工业大数据开发模式,能够较好满足数据主体对可信安全环境、技术标准支撑、应用场景优化的需求。为充分释放我国工业大数据要素潜力,可借鉴欧日相关模式经验,着力完善工业大数据战略规划和管理体系、创新工业大数据流通和服务模式、加强工业企业数据管理和使用能力,加快推进工业大数据制度体系和产业生态建设。

中国式数字减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过程中,各大消费互联网平台配合国家战略,依托覆盖全国的各类基础设施,将业务下沉到农村,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扶贫模式。

金融结构与货币传导机制——我国转型时期的分析与实证检验

每种传导机制都对应一定的机构传导途径,金融结构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机构传导途径进而决定了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应以信贷传导机制为主,它与西方的信贷传导机制有所差别,但正逐步与之趋同。管制利率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不会是利率传导机制,但利率传导的作用正在加强。进一步的实证表明,GDP与信贷余额之间,物价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信贷余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信贷对GDP的影响在1998年以后略有减弱。

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及合意投资消费区间——基于跨国数据的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并对我国的合意投资消费区间进行了匡算。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对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利用跨国面板分析、中国协整分析,佐证国际比较相关判断,并匡算我国合意投资消费区间。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及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综合这些因素,我国当前合意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为40%～45%和55%～60%;当前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应兼顾优化投资消费结构。

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及贡献度测算:历史沿革、理论基础与方法框架

准确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及其贡献度将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有利于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数字技术的替代性、渗透性、协同性三大特性使得数字经济分为两部分,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的特定产业部门和融入数字元素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后者由数字技术带来效率提升所对应的增加值应归属于数字经济,但难以使用常规核算方法测算。增加值"规模"与"增量"及对GDP贡献度等概念间的切换也增加了测算的难度。从增量测算入手,按照"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度后规模"的思路,将增长核算与常规GDP核算方法相结合,可以构建起操作性和准确性较强的测算框架。

“互联网+”行动的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技术革命及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的分析

文章依托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创新创业内涵及内在关联进行辨析。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历的5次技术革命,总结技术革命、关键要素、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基础,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视角展望新一轮技术革命,分析"互联网+"的本质,将其看作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结合中国创新创业和"互联网+"的相关实践,就"互联网+"行动背景下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展望。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误区和障碍,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比较优势及技术含量测算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科学测度ICT产业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含量,有助于客观认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潜力。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ICT制造业和ICT服务业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及技术含量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ICT制造业具有显著比较优势,ICT服务业则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两者比较优势都有强化趋势;ICT制造业的国内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排名上升明显,ICT服务业的国内技术含量、全部技术含量排名较低,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排名有所上升,两个行业技术含量在全球的排名处于中下水平;与国内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ICT产业在国内技术含量指数上存在显著差距;ICT服务业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显著高于制造业,在高端技术环节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现阶段,应发挥比较优势背后的国内产业链条完备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提升ICT产业国内技术含量。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经济刺激计划与农村消费启动——基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协整等计量工具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由此对照我国政府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而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分析经济刺激计划中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的作用。实证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结果表明:(1)当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2)已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既有消费价格补贴等短期措施,也有旨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的长期性政策,对于促进农村消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3)未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仍需继续着眼于各种长期性政策。国家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时,应注重提高农林水事业费以外的支农支出比重;(4)县域经济是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未来的政策着力点可以考虑将启动农村消费与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相结合。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家创新能力测度述评——理论方法、数据基础及中国实践

文章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对创新能力测度相关的理论基础、方法工具、科技统计调查及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发展与实践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IS理论)以系统论为指导全面考察创新活动的发生机制,为准确测度国家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不同时期形成的创新能力测度方法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测度方法可分为建模计量法、综合指标法和DEA效率评价法三类,都是以NIS理论为支撑的;规范的科技统计调查是准确测度创新能力的前提,OECD是这方面的典范,其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学者在测度方法的探索上有诸多独到之处,但国内科技统计调查工作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助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可强化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加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涉及面广泛,畅通生态体系各环节本身便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并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当前,这两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工业互联网及其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ICT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就业结构调整和分配失衡。须从加快新基建、强化ICT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数字技能等着手加以应对。

新冠疫情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冲击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以及各国防控措施给全球集成电路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了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官方统计、行业协会、智库、企业信息等多渠道数据,对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结构及供需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集成电路产业具有产业链条超长、分布失衡、技术门槛高、上下游关联度强等技术-经济特征;(2)产业链依赖高效的跨境协同,上下游技术锁定及各环节集中垄断降低了自我调整的弹性,集成电路产业整体处于脆弱的"刃锋平衡"状态;(3)疫情冲击叠加国际防控合作机制缺失,导致集成电路产业链断裂风险大幅增加。当前形势下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应当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国产替代,引导国内企业加紧研发,提高产品技术性能及市场竞争力。

财政再分配失灵与财政制度安排——基于不同分配环节的实证分析

我国现行财政性制度安排作用于要素配置、初次分配两个环节,是财政再分配失灵的制度根源。文章计量分析表明:(1)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存在的制度性扭曲是收入差距扩大和财政再分配失灵的根源;(2)再分配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有限,未来财政调节收入差距应着力消除初次分配及要素资源配置环节的制度性扭曲;(3)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能改善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但其前提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财政制度改进的方向。

知识产权制度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因素分析

本文从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产权制度实践出发,就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诸多中介因素所共同决定,包括R&D活动、跨国技术转移、信息披露扩散、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创新能力等。完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须平衡各种因素,适应国情把握好保护力度;结合现实中存在问题弥补制度漏洞、遏制负面因素,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