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杨伦《杜诗镜铨》研究(下)

三、《杜诗镜铨》中杨伦自己的发明之功杨伦《镜铨》对杜诗的研究，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前人研杜成果的整理，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对杜诗的发明了。杨伦倾二十几年心血对杜诗的钻研是相当深人的，加上他自己能诗，故《镜铨》中处处可见杨伦自己关于杜诗各方面的见解。下面我们从三方面来考察杨伦的发明之功。

《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

《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四库馆臣鉴定为宋椠善本。然近代有学者断定此本中杂有赝品，当刻于元明时，非宋刻。但底本与宋本关系究竟如何，尚不清楚。笔者用底本的嘉庆翻印本与宋本等作了校勘，对底本与宋本的异同、嘉庆本与宋本的异同。

杨伦《杜诗镜铨》研究(上)

本论文从整理之功和发明之功两大方面来考察杨伦《杜诗镜铨》之贡献,先以仇注为界,考察杨伦对仇注以前各家研杜成果的整理和对《详注》以后、《镜铨》以前一百多年中各家研杜成果的吸纳,然后考察了杨伦自己在杜诗编年、注释、评点、笺解等方面的发明创获。杨伦以朱注为底本,以仇注为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具体做了删、裁、正、补、添五个方面的工作。与此相应,《镜铨》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特色:一是实事求是、平实客观,二是不贪多务博、简明精当,三是内容完整充实。相对于清代其他几个名注本主要是在学者手中呈现出它们的文献研究价值来说,《镜铨》的广泛适用性已使它成为学子们完整阅读杜诗的首选读本。杨伦凭借其不同寻常的才、学、识为清代的杜诗学史作了一个漂亮的总结,也为整个杜诗学史作了一个漂亮的总结。

杜修可考

杜修可考蔡锦芳“杜修可”这个名字，在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宋无名氏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署名徐宅编次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蔡梦弼的《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父子的《补注杜诗》、刘须溪评点高崇兰编集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

赵子栎未尝注杜考

赵子栎是北宋的一个杜诗学者 ,曾编过《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关于他是否注杜 ,历代均无文献记载。但南宋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却引有赵子栎注 1 9条。我们通过认真地比对、辨析 ,发现所有的“赵子栎注”均为北宋另一著名杜诗学者赵次公的注。清人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所引“赵子栎注” ,乃从蔡本转引 。

乾隆皇帝的诗学观

清乾隆帝有七部御制诗集,不惟作品数量可观,而且诗学观念颇著特点。乾隆论诗,重视《诗经》的风雅传统,强调诗言志,反对单纯描写月露风云,反对以禅论诗、以禅入诗,亦反对以诗作干谒之具;评论诗人特别看重人品和气节;论诗作重诗人的识见和事理的切实;同时也认为游艺闲情亦大雅所不废;风格上认同气盛言宜之说;语言上欣赏自然平易。以此诗学观来衡量前代诗人,乾隆最推崇杜甫,尤其是杜甫的忠爱之心,但他于杜甫仍有一点遗憾,即不苟同杜甫《北征》诗对陈玄礼忠烈的赞美,并对之予以比较严厉的批评。这是他重诗人之识见的一个典型论例,也体现了乾隆作为帝王诗人,其不同于常人评诗的独特角度。

从《序剑》篇看戴震的格物明理之法

戴震文集中的《序剑》一文,其实是就《检书看剑图》而生发议论的一篇题画文。文中就"书"议论的段落,强调读书目的在于闻道,已经常为学者引用;但就"剑"议论的更多篇幅的文字,却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戴震在论"剑"时有条不紊地阐发了剑所具有的九种美德,其实就是在格剑。当年王阳明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没有成功,戴震格剑却格出了很好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理"的认识不同,探究"理"的方法也不同。戴震认为,理就是事物的分理、条理,通过条分缕析,可以探究出来;而王阳明认为人是自然全乎圣智仁义、全乎理的,所以不必外求。戴震的格物明理之法对今天的科学研究仍有启迪意义,而其格剑则丰富了我国的剑文化。

戴震《某翁颂辞》、《与某书》考

For whom were composed Dai Zhen’s Ode to an Old Man and Letter to Someon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the former was devoted to Wang Jing-huang who was living in She County, Anhui Province while the latter was written to Peng Shao-sheng.

杜甫、钱谦益、陈寅恪戏题诗之比较

戏题诗中有很多都只停留在浮浅的游戏层面,但其中也有不少在游戏的笔法之后蕴藏着很深的情感寄托,在杜甫、钱谦益、陈寅恪的戏题诗中,这样的作品不乏其数。杜甫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戏题诗,并为以后戏题诗的发展提供了一首首有内涵、有趣味的范作的诗人;钱谦益是创作戏题诗数量最多,并创造性地赋予一些戏题诗以挡箭牌功能的诗人;而陈寅恪则是将戏题诗的游戏功能和挡箭牌功能都发挥到极致,使戏题诗几乎首首有趣味、首首有深意的诗人。所以戏题诗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王昶《三泖渔庄图》考述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是上海青浦朱家角人,其居所名三泖渔庄。王昶生前一直不停地请人为之画《三泖渔庄图》并题诗题词,以至最终形成了一卷长长的诗画册。王昶将其随身携带珍若拱璧,但身后这幅画卷未能流传至今。通过仔细爬梳文献,发掘出八位画家曾为王昶作过此画,对他们的绘画时间、构图内容及题画诗词均作考察,大体呈现当初此画册的创作过程和风貌,这对揭示文学家王昶的精神世界和朱家角的人文景观的文化底蕴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杜甫的自我角色认同看杜甫的生存境遇

杜甫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时刻都清楚自己是谁,活得怎么样,像什么。有时他用某个生动的词来指称自己,有时则把自己比成某个物象或历史人物。从这些角色或身份认同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杜甫一生多样的生存境遇,一个在巨变的时代既肩负着全家人的生存希望又心怀天下苍生的普通而又伟大的儒者形象,一个努力用诗歌描绘自己形象和真实人生的伟大诗人。而这背后,是杜甫“读书破万卷”的功夫、“日三省吾身”的儒者坚持、对遣词用典艺术的努力探索及渴望在当时和后世都找到知音的心愿。

戴震“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

戴震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有不少,本文只对他“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举例加以阐述。其内涵主要有二:一是治学时寻求的结论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二是治学过程中要运用充分的证据将问题的来龙去脉、枝枝节节都考察清楚,然后再下结论。而这需要对古代文献作仔细的爬梳,并且不盲目地相信和怀疑。此法对戴震及其影响的乾嘉学派意义重大,对今天的学者也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杭世骏诗文综论

乾隆八年,四十八岁的杭世骏因上书言朝廷用人当泯满汉之见,触怒乾隆,被罢官放还,此事深刻地影响了杭世骏的后半生,也深刻地影响了杭世骏诗文的风貌。作为清代雍乾时期一个个性独特的诗人、学者,作为一个仕途遭遇重挫的江南士大夫,其诗文创作尤其是诗歌作品体现了典型的江南文化人的精神品质:高才自信、倔强狂傲、敢于担当、坚守气节,纵然清贫、绝不媚俗。这些在许多江南文化人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在清代中期的表现形式,是和清代其他时期不一样的,而杭世骏的诗文作品,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清代中期江南文化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

乾隆帝戏题诗研究

清代乾隆皇帝写了40 000多首诗,戏题诗共有256首,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它们。根据内容可从戏言不离为政之道、戏言关注臣民之心等五个方面对其作分析,探索其丰富而坦露的内心世界。

乾隆与杜甫:诗称杜圣李谪仙,吾于甫也无间然

杜甫在乾隆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乾隆通过关注、阅读、评说、赞美和学习杜诗,越来越深地走进了杜甫的诗歌世界。杜甫的忠爱忧国、谦虚不伐令他感动,杜诗的豪迈气势、诗史特性、律惊鬼神、清辞丽句等令他折服。他尽情地赞美杜甫,虚心地学习杜诗,他认为只有杜甫才配做他的老师,其他诗人都无法和杜甫媲美。不过,作为一个帝王,乾隆最欣赏杜甫的原因,还是杜甫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

琴、士之和——高罗佩琴学研究的文化认知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一生向往、践行着中国传统士人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方式。从《琴道》为代表的高罗佩琴学著作出发,结合战时重庆天风琴社的成立背景,梳理高罗佩接触中国古琴的主要阶段,考察高罗佩对中国古琴文化认知的现实生活根基,及其在冲破战争阴霾与推动古琴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对古琴象征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特质的构建,以管窥高罗佩对士人精神的追寻及其推动中国音乐文化域外传播的价值意义。

新型克氏针导向器的设计构想

新型克氏针导向器由手柄、卡槽、滑槽、头部和套管构成,可以克服目前临床应用克氏针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克氏针在预定的进针点进针,准确掌握其旋进方向和深度,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此设计构想将为临床准确打入克氏针提供一种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