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与超越——基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分析

政策能否落实落地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生态文明政策具有定位多阶性、功能多样性、构成多维性、过程往复性和效果释放长程性总体性等特点。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说明,生态文明政策对具体社会情境和具体政策对象的应用会产生各种适应性问题,导致政策效果释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克服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重点是实现生态文明政策功能从"限制性"向"发展性"转变,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从"轻量级"向"重量级"转变,生态文明政策运行从"单向支配型"向"合作交互型"转变,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体现平权特征的可持续、合作式政策运行机制。

公共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体系探索

通过高校个案调查发现,与较为成熟的理工科实验教学不同,当前新兴公共管理学科实验教学在实验目标、承载体系、实验途径、实施流程、实验保障与管理评价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要形成用、研、学、教相统一的应用性、特色化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必须围绕问题、模块、流程、角色、协同、保障6要素,明确应用目标分类导向、以学生为主优化体系流程设置、加强专兼职实验人才队伍建设。

三个概念的逆向延展:和谐社会—生态政治观—生态人

就学理认知路径而言,“和谐”应当是一种以协调与平衡为内涵的“和而不同”价值境界的终极追求,但政治系统实际掌握着和谐社会理论建构及实践进程的话语权。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取得新进步”,首先就要求政治系统拓展与和谐社会内涵相契合的心智图式。追求协调与平衡发展的生态政治观无疑能为更新政治系统的心智图式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但生态政治观的深入思考又应当立足于生态人的前提假设。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变迁中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

以形成背景、焦点问题、核心观念和基底情愫为基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大致可被分作三个阶段。从谋求生存的"生存主义"到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三个阶段在认知或思考范式上不断更新,其主流位置在渐次更替,因而呈现出一种渐进或演进的趋势。对中国而言,认知或了解全球环境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与变迁趋势将有益于它进一步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论生态文明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基于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地方整改案例的分析

改革与完善生态文明政策和制度,要在深入研究相关政策制度的作用机制、实施效果等问题的基础上发掘思路。理论层面可从政策创新扩散、制度构建扩散、组织结构、联结过程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生态文明政策与制度的类型学和运行逻辑。实践层面可基于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地方整改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审视。研究认为,增强生态文明政策的相对优势性,有机统一绩效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于契约型制度中,理清环境治理任务和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关系条件,严格规范环境治理领域的府际关系和政企关系,从而强化生态文明政策与制度的可实施性和实施有效性,是未来改革完善生态文明政策和制度的重要选项。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现代化

生态文明的核心诉求可从现实和理想两种意义上归结,其理想诉求只有立足于现实诉求通过某种现实路径才能实现。笔者以为,既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或战略主要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想诉求,其政策实践或社会行动在不同历史境域下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解或分化现象。比较而言,生态现代化则因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内涵的承继和实际、理性的操作实践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现实诉求,并对中国生态文明语境具有特定的适应性,因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现实路径。

地方政府官员生态文明话语分析

提升地方认知水平对强化中央生态文明战略执行非常重要。但不同境域下地方政府官员对生态文明建设认知并不一致。分析表明,地方生态文明话语是由保守主义的"为经济让路"和"绿色防卫竞争"、改革主义的"解决污染"和"绿色发展"、带有激进色彩的"为环境买单"等多种话语构成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话语体系。话语多样性能够解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差异性,但也会导致公众整体认识模糊、战略整体变现无力,影响政府公信力。推进中央生态文明战略落实,必须让改革主义话语真正成长为对地方官员极具吸引力,强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嵌入地方官员政绩认识与责任体系的支配性话语。

大政治观:生态政治观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益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立新的指导思路。生态政治观作为一种大政治观,以其宏观的自觉的视野,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都能够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拓展与深入提供有益的启示。

变迁中的国际环境机制:以联合国环境议程为线索

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是国际环境机制正式确立的主要标志。以30年联合国环境议程为线索,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国际环境机制发生了持续且明显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治理密度、原则深度、框架设置和模式选择四个方面。这种变迁在文本话语层面上可能是演进的,但在运作实施层面上可能并非如此。

生态文明辨析:与工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评较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不同文明进化阶段或人类发展模式,其能动主体、理性基础、动力逻辑、利益关照、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明显不同。作为其侧面内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也有重大差异。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重构有力,但不做社会政治制度根本变革,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外在生产条件矛盾,它就只能是一种革面不洗心的局部资本主义生态改良。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对未来社会与自然关系整体革新,才能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新制度保障。

环境挑战、生态文明与政府管理创新

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弊病及其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干预,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一系列反应说明,在现有工业文明基础上固守传统的组织与技术管理范式,很难有效克服不断激增的环境挑战。相反,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为推动当前政府管理创新、最终形成环境友好的公共治理图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生态文明所能促发的治理变革已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学者更当预先研究生态文明愿景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新举措,为中国克服环境挑战、并在未来文明体系发展中葆有竞争优势做出努力。

对东亚“安全复合体”观点的多重审视

依据“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有学者认为东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但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概念视角,或从战略与文化的不同视角分析,东亚“安全复合体”观点的某些考虑欠妥。我们需要认识到,推进东亚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决不能仅凭激情和理想,更要认清并基于本地区潜在的冲突因素或显在的矛盾事实。

全球环境事务进程分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为例

全球环境事务可被解析成科学、政治、经济社会三个进程,三个进程及其递进交织能够提供一种理解全球环境事务的基本框架。通过专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个案,该框架可被进一步检验说明。中国作为影响全球环境政治格局的重要国家,需在全球环境事务领域建构并维护自身良好形象或权威;该框架或能为中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借鉴。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环境友好的公共管理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环境友好的公共管理,这是由当前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及生态文明的内在诉求决定的。环境友好的公共管理不仅在理论范式明晰可辨,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对中国特殊语境具有适应性。加快中国公共管理的环境友好进程,将有助于促进或保障中国未来文明建设的生态取向。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建构

城市生态文明评价不仅对城市综合体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益于提高国家或社会文明进程的可持续性。根据生态文明的系统特征,可以明确城市生态文明评价的基本原则,设计6大类40个具体评价指标,并建构相应的评价指数模型。

当前农民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农民组织发展对提高乡村治理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农民组织面临体制、技术、资金三重制约,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服务职能缺位和农村管理体制障碍,部分原因在于基层人才体系建设缺乏效果与弹性。应当考虑从理顺农民组织、村两委与基层政府间关系,建立农事一体化服务平台、跨区域农民合作平台、分类管理的人才储备制度、简单便捷的快速融资平台入手,推动农民组织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村并居争议的多维审视、共识重构、政策优化研究

合村并居存在争议。但各种观点并非不可调和,重在构建有助各行为体共同面对解决争议的特定形势、系统条件。基于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背景,重构合村并居共识,本质不是消灭差异强求划一,而是承认争议差异、尊重自主多元、促进交流互鉴,宗旨还在共享、发展。应从大互动格局共订争议处置规则,保障不突破底线放宽限制上线,扩大互动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