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传统与自然权利——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人权理论及其影响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柏克质疑了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他视理性主义为“野蛮哲学”,认为用抽象理性指导具体的实践是“理性的误用”,以绝对抽象的理性衍生的权利一定是“虚幻人权”。某一国家或民族之成员从祖先继承而来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权,它是具体的、历史的权利。政府的基础并非奠定在抽象的虚幻权利之上,而是来自有史以来约定俗成的“先见”。柏克的权利哲学一反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证范式,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宪制转型影响甚巨。余脉所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保守主义人权理论,对今天的人权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冲突降级理论”在警察现场执法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民警在处警过程中时常遭遇不同程度的软阻挠和硬对抗等现象。针对执法对象的不理解、不服从和不配合,一些民警粗暴的言语表达、不规范的肢体动作成为警民执法冲突升级的诱因。2020年1月,《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指导意见》强调:“人民警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正确履职,特别是要规范现场执法”。然而,为规避执法规范化带来的压力,个别一线民警采取当场不问、少问、带回单位关上门再问等执法方式,以减少自身因执法不规范而被曝光、追责的可能。

公司设立失败与第三人权利保护

公司设立失败与第三人权利保护薄振峰刘晓钟以取得公司法人资格为目的而进行的公司设立活动，包括一系列相互独立的、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发起人进行一系列积极的行为，如制定章程、申请审批、认股出资、选择住所等，有的公司设立需预购原材料、订购商品等。这...

身份犯之间接正犯初探

身份犯之间接正犯发生于两种情形 :一为有身份者利用有故意无身份的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二为无身份者利用有身份但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在前一场合 ,被利用的人如果有刑事责任能力 ,则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犯罪 。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唐代谏议制度的性质及其启示

唐代谏议制度的完善对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它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之工具的本质。封驳制度并不意味着谏官可以和皇帝分享决策权 ,谏议活动从来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可能对皇帝构成强制性监督。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之工具的谏议制度 ,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和不可预期的。

中国实证主义立法价值的检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的思考

中国在立法价值的选择上体现出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这种立法上的价值取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法律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而非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其形成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原因。面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法的精神上的转换,"以人为本"应成为法的根本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应坚持以人的自由为本、以人权为本,并且立法要坚持私法自治理念。

综合法学:法的全景解读

法律是什么?是形式、价值、还是社会事实?三大法学派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战。20世纪,西方兴起了一个试图融合三大法学派为一体的综合法学,他们力图构建一个“适当的”、“一体化的”法理学。他们批判了三大法学派的偏执与片面,主张用综合的方法研究法律,并得出了虽然各具特色,但都试图溶三大法学为一体的“综合”的法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想在综合法学这一不封闭的容器中把三大法学全部装进去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

论当代中国司法权的异化及其克服

司法权是一种系统独立的国家权力 ,具有别于其他国家权力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终结性、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交涉性、个别性和专属性等。在当代中国 ,司法权的本来内涵一定程度上遭遇扭曲 ,其某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趋于灭失。因此 ,我国目前的司法权 ,是一种异化了的司法权。而在中国 ,要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克服这种异化。

“祛魅”时代的法律信仰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益世俗化和理性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在这样的理性化的社会中,法律信仰的基础何在?作为人的信仰体系的构成部分,法律信仰源于人对其自身的信仰。它的价值在于确证了人类对正义和秩序的追求和向往,从而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法律信仰也表征了法律作为人类的造物能够有效保障人类实现正义和秩序的价值理想,从而使人类从对神的信仰转向对人的信仰,实质上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意蕴,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建立人们对法律的神圣体验与对人生终极目的与意义的献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代西方法学的“综合”趋势

进入 20世纪以后, 西方法学出现了一个“综合”趋势, 这种“综合”表现在三大法学派的相互靠近与“合流”, 也表现在一个新的法学派———综合法学的出现; 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法学派别的法律思想中的“综合”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 将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但在一个综合的概念下统一西方法学更多地带有理想的色彩。

论我国警察法学的学科地位

警察法学是以警察法律制度、警察法治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法学基础理论和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为双重依托展开研究,应当属于法学和公安学下属的二级交叉学科。

试论依法治国的整体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强音。但法 治目标的实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依法治国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必须用系统的观点整体推进。当前，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着手，即立法的民主化 和科学化；执法、司法的公正化；法律监督的制度化；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执法为民的内涵和渊源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特征。执法为民理念的提出,是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而得出的执法机关的根本活动原则和方向,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在借鉴历史资源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发展和实践了执法为民思想。执法为民正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政法工作上的体现,执法为民解决了为谁执法、怎样执法这个根本问题,保证了执法人员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对我国立法导向的建构式法治进路的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缘际会,中国百年来的法治愿景体现为以立法为导向的建构式的法治进路,这种进路在快速形成中国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法律体系的建成并不意味着法治的实现,这种立法导向的建构式法治进路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悖论"的出现,只有引入社会之维,使法律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中国法学教学改革

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对我国传统法律专业教育进行补充与修正,相对于传统法律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是教学理念的多方面转变。在当前的法学教育中,要注意使诊所式教育与传统教学、案例教学、法律援助、模拟法庭等多种方式结合,多种方式并用,提高我国的法学教育水平。

国家——社会二元架构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国家与社会并立互动的二元结构,这就为民间法的继续存在与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条件。由于国家、社会二分而形成的大、小传统的阻隔为民间法的存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论董事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

由于程序和内容违法导致董事会决议瑕疵，对存在瑕疵的董事会决议实行法律救济，对维护公司利益、保护股东权益、保证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公司法》在瑕疵董事会决议的法律救济措施方面，很不全面，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例，使我国的《公司法》更加科学。

论当代西方法学思想的“综合”趋势

进入2 0世纪以后,西方法学出现了一个“综合”趋势,这种“综合”表现在三大法学派的相互靠近与“合流”,也表现在一个新的法学派———综合法学的出现,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法学派别的法律思想中的“综合”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在一个综合的概念下统一西方法学更多地带有理想的色彩。